三、战后越南党内南北分野的强化与影响

八月革命胜利后，越南独立并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1951年，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越老柬三国分别建党，印度支那共产党随后也改名为越南劳动党。1954年7月，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达成后，越南以北纬17度线为界被划分成了两个临时的军事集结区。线以北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集结区，线以南是法军集结区。

当时，越南党内围绕该问题分歧很大，党内高层虽然对上述结果不满，但权衡利弊还是签署了协议。而南方的党员干部对在奠边府大捷后仍将南方大片国土让给法方和保大政权的行为非常不满，他们认为战争前南方人民拥有自己的政权、自己的军队和解放区。抗法战争胜利了却使南方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民政权、军队和解放区存在，必须忍受吴庭艳傀儡政权统治的地区。

北纬17度线在法理上只是为了越法双方脱离军事接触的临时军事分界线，而非边界线。然而，由于吴庭艳拒绝全国大选，越南在1956年通过大选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景破灭，从而使该界线成为事实上的政治分界线。

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越南劳动党内存在巨大分歧。

以胡志明、长征、范文同和武元甲等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党政高层认为：在冷战发生的大环境下，苏联正在对美推行“三和”外交，不希望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同时，中国刚刚从朝鲜半岛脱身，亟需休养生息，无力再支持越南。越南依靠武装斗争实现统一遇到了不小的困难。鉴于上述原因，越南党政最高层主张主要通过揭露批判吴庭艳反动行径，与其开展和平的政治斗争，等待有利时机完成国家统一。

而以越南劳动党南部支委为代表的南方留守的党员干部和武装力量则认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和政府最高层通过政治斗争和有利司机完成国家统一的言论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南方，他们主张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完成国家的统一。黎笋、黎德寿、阮志清和南方留守人员主张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达成国家统一，黎笋更是主动要求到南方工作来表达其在南方政策上的立场。

1956年，黎笋被南方召回河内，接替在土改中犯了“左倾”错误的长征担任越南劳动党总书记。此后，黎笋与担任越南劳动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黎德寿相互配合，继续坚持南方问题优先的主张，企图使北方成为支援南方进行武装斗争的总后方。而以胡志明为代表的越南劳动党和政府高层则坚持北方要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通过增强北方的经济实力来支援南方进行政治斗争的大后方。

黎笋1960年出席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图源：越媒

上述不同立场的对立，在越南劳动党党内形成了北方建设优先派和南方斗争优先派的分野。不过，虽然北方派中北方人居多，南方派中南方人居多，但总体而言南北派别之分主要系路线政策的分歧，而不是地域的对立。

当时，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将北方建设优先派简称为“北方派”，将南方斗争优先派简称为“南方派”，但随着时间的流失，不少国内人士并没有弄清楚所谓“北方派”与“南方派”在越南战争时期的特定含义，将其做了地域化的理解。

随着美国干涉的加深和吴庭艳集团镇压政策的加剧，从1959年11月，越南劳动党“南部支委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决定以武装斗争配合政治斗争。而此时中苏关系已开始恶化，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依然坚持脱身政策，而中国则积极支持越南的武装斗争策略，并将苏联视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在南部支委决议的推动下，1960年6月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第214号决议同意将武装斗争作为辅助斗争手段，但依然强调政治斗争依然是争取国家统一的主要形式，在北部湾事件之前，虽然越南劳动党中央同意在南方开展有限的武装斗争，但以胡志明为首的“北方派”依然坚持北方建设优先的政策，并在外交上努力平衡中苏两国。

而以黎笋为首的“南方派”则依然坚持以武装斗争实现国家统一优先的国家政策，并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较为倾向中国的政策，如在中苏论战前期中支持中国。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是越南唯一的武器和物资提供者，没有中国的支持，越南在南方连有限的武装斗争都难以为继。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开始由脱身政策转为积极介入政策，此时南北两派为了促使中苏两国共同援助越南，在中苏之间采取了较为平衡的外交。根据越南外交部提供的数据计算可知，当时中国和整个苏东集团对越南援助的数量相当，占越南接受总援助额的49.6%，是苏联对越援助总额的1.57倍，且中国对越援助的89.7%都系无偿援助。

1973年，《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亦称越美巴黎协议）达成后，曾力主在中苏间维持平衡的胡志明已经去世，而以黎笋和黎德寿为首的“南方派”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的“南方派”除了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又重新拾起了早期“北方派”的国际主义精神，强调越柬老三国三位一体，只不过此时国际主义已经在事实上蜕化为民族沙文主义的代名词。

当时，黎笋等人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企图没有得到中国的支持，但是却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在现实的利益面前，“南方派”主导下的越南很快完全导向了苏联。在黎笋等人看来，巴黎协议签署后统一大局已定，有没有中国已经无所谓了，而苏联的支持对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却是至关重要。在该背景下，中越关系一度几经波折，国内形成的“南方派”反华的认知大致是从该时期开始的，并一直影响到现在。

南北实现统一后，越南劳动党重新易名为越南共产党，恢复了胡志明建党最初时的名字。然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期间，南北两部分人员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待遇迥异。一方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下，虽然国家较为贫穷，但起码无生命之忧。而南方的留守人员每天都处于白色恐怖之下。而且，因工作和斗争的需要，除部分高级干部外，大部分中下级干部都采取了本地化的配置。在此后与西贡政权的残酷斗争中，这些人员及其家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所以，尽管国家完成了统一，但越共党内南北双方多年来形成的思维认知方式的差异一时难以完全消除，从而使越共党内南北方人员之间长期存在着一条无形的鸿沟。

南北统一后，尽管黎笋和黎德寿分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掌控着越南的最高权力，并将长期在南方工作的范雄、武志公和阮文灵等人纳入了越共中央政治局，将黄文欢等部分对华友好的人员排除在了中央委员会之外，从而使在中央任职的南方人员比例剧增，但并没有彻底改变北坡会议以来的最高权力结构。

尽管许多来自北方的人员实际上属于黎笋铁杆支持者，如黎德寿和文进勇等人；还有部分人员采取了与黎笋合作的态度，如黄国越等人；但原南方系统的人员还是认为相比于他们为国家统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统一后南方人员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在权力中枢中缺乏充足的代表性。

为了安抚南方人员，在最高权力层面，采取了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现在的国家主席）、部长会议主席（现在的政府总理）、国会主席四个职位南北平衡的原则。一般而言，相对具有话语权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以及权力相对虚化的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会主席均采取南北对等的原则，分别由南北双方人员分别担任。

这种做法虽然没有成文，但事实上成为越南的政治共识和默契，最后发展为举世周知的“四驾马车”制度，即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四个职位由南北双方分别担任，维持南北权力的大体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