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越南早期共产主义组织青年的起源和建立

1924年，胡志明在广州会见了越南独立运动领袖潘佩珠。当时，胡志明的公开身份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广州革命政府顾问鲍罗廷的秘书，实则担负着在东南亚发展革命组织的任务。潘佩珠则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和联俄抗法的想法，企图借助苏联的援助实现越南独立。

两人商讨了越南国民党改组的问题，并就党的纲领深入交换了意见。潘佩珠对胡志明就改组越南国民党和纲领修改提出的建议非常感兴趣，并与胡志明约定了再次见面的时间，同时将在其掌握中的越南国民党（光复会）在中国、越南国内和暹罗（今泰国）的各组织和骨干人员名单悉数交给了胡志明。此次会谈实际上为越共的诞生奠定了组织基础。

潘佩珠返回杭州后不久即遭到法国诱捕，被从杭州押回越南监禁直至病逝，从此再也没有参与越南的革命进程。胡志明则根据潘佩珠交给他的组织网络和人员名单与越南国民党的少壮派组织心心社（即新越青年团）取得了联系，并于1925年在心心社的基础上在广州建立了越南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组织越南青年共产团，对外公布的名称为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以下简称青年）。

青年创始成员有9人，分别是李瑞（即胡志明）、黎鸿山、胡松茂、黎鸿丰、王实莺、黎光达、张云领、刘国龙、林德树。胡志明任书记，除了胡志明其他8个人全部是心心社原成员。而除了林德树来自太平省，其余8人全部来自乂安省。

青年成立后，依据潘佩珠的名单从越南本土招募了大量原越南国民党的青年成员和青年支持者到广州受训。培训班以胡志明为主讲，胡松茂和黎鸿丰为助教，间或邀请周恩来、陈延年、恽代英、萧楚女、彭拜、李富春、刘少奇和鲍罗廷等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顾问专题讲座，培训班的后勤保障主要由中共方面负责。

图为1956年11月周恩来访越，与胡志明会见。

从1925年到1927年，包括范文同、阮良朋、陈富、冯志坚、武元博（即洪水）、阮氏明开、黄文欢、李班等在内的数百名越南革命青年在此接受了胡志明共产主义思想的初步培训。越南共产党最初十年中的历任总书记几乎悉数由这批人中产生，除去此后的牺牲者和变节者，这些人日后大多成为越南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如范文同后来先后担任越南外交部部长和政府总理，武元甲长期担任越南国防部部长，黄文欢则先后担任越南首任驻华大使和越南国会副主席，黎鸿丰、张云岭和洪水等人又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其中，洪水先后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抗法战争，成为著名的两国将军。

对参加政治培训班的人员，胡志明大致做了三种安排：第一，选择部分骨干或优秀者到苏联继续深造，如黎鸿丰、黎鸿山、陈富等人，这些人基本上均系乂安籍。第二，大部分人作为革命种子返回越南从事反法斗争，如范文同和黄文欢。第三，少数人留在中国继续学习，例如洪水、李班和冯志坚等人。

胡志明在对越南革命青年进行政治培训时，并没有简单地照搬苏联和列宁共产主义思想的条条框框，而是遵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基调，将列宁共产主义思想与越南实际需求相结合讲授革命理论和斗争方法，最终目的是将这些青年培训成争取越南民族独立的先锋，以服务于推翻法国殖民统治和实现越南独立目标。

（三）青年的分裂与早期“北方派”和“南方派”的分野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胡志明与越南本土的青年组织逐渐失去了联系。当时，青年主流派虽依旧是胡志明的坚定支持者，但在接近中国的北圻地区已经有大批青年精英开始接受由中国传入的更接近共产国际原版的共产主义思想，在南圻等地还有法式共产主义思想。

在这种背景下，群龙无首的青年各派系就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北圻支部领导人阮德景、郑廷玖、吴嘉嗣等人坚持国际主义，主张关注社会问题，强调阶级斗争，主张将青年改组为共产党。而青年中央、南圻支部和暹罗海外支部则坚决反对，他们主张坚持胡志明的方向，依旧维持青年现有的组织形态，将其作为反帝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组织。

1929年，青年在香港开会解决内部分歧。北圻代表阮德景和吴嘉嗣主张将青年改组成共产党，被大会拒绝后宣布退出大会，青年正式分裂。在此次斗争中，青年中央、南圻支部和暹罗海外支部坚持胡志明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原则，而北圻支部则支持共产国际倡导的国际主义，形成了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逐渐演化成了越共党内早期的“北方派”和“南方派”。

强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原则，主张民族解放优先，是当时位于南方的青年主流派与强调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主张发动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早期“北方派”的主要区别。作为越南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最高领袖，胡志明在政策主张上实际上与青年主流派是一致的。

北圻支部退出香港会议后，阮德景和郑廷玖等人在河内宣布青年中央和南圻支部是革命的叛徒，是虚假的革命者，并宣布本着国际主义原则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以下简称印支共），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重点解决社会问题。

印支共成立后，影响急速扩大，不仅迅速接收了青年中圻支部的大部分基层组织和党员，而且影响力迅速进入青年中央所在的南圻地区。在此背景下，青年中央为了挽回颓势，遂以青年中央主导的南圻支部为核心，成立了安南共产党。安南共产党依然坚持了胡志明所倡导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原则，致力于追求越南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此后，越南国内的两个共产党组织相互攻击，都将对方称为叛徒和虚假的革命者，但在影响力上，被动成立的安南共产党则明显地居于劣势。据统计，在当时的301名党员中，北圻204名，南圻51名，暹罗海外支部40名，中国与其他地方支部15名。就人数而言，南圻、暹罗、中国等地党员人数总和都比不上北圻的人数。

就在同根生的两个共产党组织在越南相互对决之时，另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异军突起。

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前身系1926年由陈梦白成立的新越革命党（以下简称新越党），是越南本土产生的共产主义组织。早在青年成立之初，新越党就不断建议与青年合并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但被胡志明和青年中央所拒绝。

青年中央坚持，如果新越党解散，欢迎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青年，而不是两个组织合并。因为青年认为新越党内部分化成了坚持民族资产阶级立场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两个集团。大部分普通党员向往社会主义，而领导层却坚持民族资产阶级立场，因而青年拒绝与新越党合并，但欢迎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

1929年6月印支共成立后，新越党再次向印支共提议两党合并。但后者的立场是以强调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著称的，其在阶级问题上的立场远比强调民族解放任务优先的胡志明和青年总部强硬。因此，印支共与青年的立场如出一辙，要求新越党解散，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印支共。

从胡志明在广州创建政治培训班起，新越党就不断派代表前去广州与胡志明谈判合并事宜，但派去的代表要么一去不归留在了青年组织当中，要么归来后完全站在了青年的立场上。在多方努力无果的情况下，1930年1月，新越党正式改组为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者联盟。这样在越南境内就出现了3个共产党组织鼎足而立的局面。

1929年10月27日，共产国际发出了“有关印度支那成立共产党问题”的指示，要求在印度支那地区（即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建立统一和唯一的共产党组织。1929年底，青年的另一位创建者胡松茂，试图调解印支共和安南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使这两个对立组织重归于好。他将两个组织的领导人招至香港，但调解以失败告终。

1930年2月初，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将印支共和安南共产党的领导人召到香港，召开了统一大会。这次大会除胡志明外还有另外三方参加，分别是代表青年海外支部的胡松茂和黎鸿山，代表印支共的阮德景和郑廷玖，代表安南共产党的周范林和阮绍，在胡志明的调解下，两派最终决定解散各自派别，建立统一的越南共产党，由郑挺玖担任越南共产党中央临时负责人。

自1930年1月6日至2月7日，在胡志明的主持下，合并各共产组织、成立越南共产党的会议在香港九龙召开。 图源：越通社

这次通过重组而来的越南共产党，基本延续了胡志明以争取越南民族独立为主要任务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理念。统一后的新党纲规定党现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越南的民族解放。规定党必须尽最大努力保持与新越党和阮安宁组织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农的联系，鼓励他们追随无产阶级。对没有表现出明显反革命倾向的富农、中小地主阶级以及所有越南资本家，必须加以利用，至少防止他们倒向对立阵营。同时也规定，所有表现出反革命特点的组织（如越南立宪党等），都必须被推翻。新纲领是务实的，也是反映越南实际的。

此次两个组织合并，虽然安南共产党在越南本土的影响力远比不上印支共，但由于安南共产党系由青年中央发展而来，深得胡志明和胡松茂等人的支持，故通过的纲领更多地采用了安南共产党的主张，而不是印支共的国际主义和社会革命主张。

但鉴于两个组织悬殊的力量对比和印支共在越南国内的影响，最后由来自印支共的郑廷玖出任越南共产党中央临时负责人，这种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系胡志明对越共党内原印支共成员的安抚措施和团结手段，既照顾到了越共党内各派的平衡，同时也维持了党的团结。

虽然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将印支共和安南共产党整合成了统一的越南共产党，但越共党内在青年末期既已存在的路线矛盾并没得到根本上的解决。两个组织合并后，坚持国际主义优先路线的人员主要来自原印度支那共产党方面，这部分的核心人员主要来自原青年北圻支部，成为党内早期的北方派。坚持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优先的人员主要系原安南共产党成员，他们主要来自位于南方的原青年中央和南圻支部，这部分人就成为越共党内早期的“南方派”。

在越共党内最早的南北之争中，早期“南方派”实际上系胡志明爱国主义路线的忠实支持者。虽然党整合之后的纲领基本上都是反映了胡志明和早期“南方派”的理念，但该情势随着共产国际介入和留苏人员的回国很快逆转，甚至胡志明本人的命运也陡然直下。

在越南共产党成立不久，共产国际便获知了其纲领。它对越共强调民族解放，强调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不反对革命的地主阶层，而不是强调进行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策极为不满。

1930年10月，陈富等部分在苏联培训的原青年成员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到香港，在香港召开了越共一届一中全会。在陈富主持下，大会批判了胡志明2月份以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为基调的纲领，批判了胡志明的民族主义倾向，决定党今后的工作重点将是解决社会问题，强调阶级斗争，将推进社会革命置于优先位置。同时，大会认为越南共产党的党名将老挝和柬埔寨排除在外，是胡志明危险民族主义倾向的重要体现。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越南共产党被重新易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陈富当选为首任总书记。

另外，新越党改组成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后，明显不符合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要求。虽然此前青年和印支共都曾要求新越党解散以党员个人名义加入青年或印支共，但均未成功。陈富当选整合后的印支共总书记后，为了尽快落实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要求，鉴于新越党已经改组为共产主义政党的现实，采取了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整体并入印支共的方式最终实现了越南三支互不统属的共产主义政党组织上的统一。在上述实现共产主义组织统一的过程中，早期“北方派”从越南早期共产主义组织青年内部的激进反对派组织一跃成为印支共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