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主义正统派的失败和新北方派的形成

（一）国际主义正统派与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最初岁月

从1930年10月越共一届一中全会越南共产党易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到1941年5月印支共一届八中全会，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印支共完全处于坚持国际主义优先路线的早期“北方派”强力控制下，先后经历了陈富、黎鸿丰、何辉集和阮文渠4位总书记。

这些人除阮文渠来自河内近郊的北宁省，没有留苏经历外，其余3人都是当年胡志明送往苏联受训的骨干。但这些人在苏联受训回国后，又都无一例外地成了胡志明理念和路线的批判者。这些当时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在领导印支共最初的十年里，几乎完全抛弃了胡志明以往稳健的路线，教条式地对待和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给越南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陈富及其后的多位由苏联直接培训出来的印支共总书记，坚决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推行所谓的社会革命，在越南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上述主要建立在欧洲经验和反映苏联利益基础上的政策和路线并不符合越南的实际情况。

其结果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印支共片面强调斗争，过早暴露了自身的力量。而且由于其强调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四面出击，将很多爱国的地主阶层、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都推离了自己的阵营。在这种背景下，几次大的革命运动过后，特别是乂安河静苏维埃运动后，印支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资料图：越媒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初，陈富、阮文渠、黎鸿丰、何辉集等几任印支共总书记以及大量由共产国际直接训练出来的党的高层前赴后继，先后牺牲，总书记的平均任职年限只有约2.5年。除了黎鸿丰，其余3人被法国殖民者杀害时都只有二十六七岁的年纪。

可以说，除了迷信苏联，教条化地理解和执行共产国际政策和路线，党的早期领导人过于年轻，思想不成熟，难以应对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也是导致印支共早期劫难不断的重要原因。

1939年底，位于西贡的印支共总部被法国殖民当局摧毁，共产国际特别代表黎鸿丰（前总书记）、总书记阮文渠、中央委员何辉集（前总书记）以及阮氏明开（西贡市委书记）、黎笋、吴文新等3名中央委员悉数被捕。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7月，南圻圻委在请示中央之前就决定发动反法起义，结果事情泄露，南圻圻委潘登流和谢渊被捕。

1940年底，法国殖民当局以此前被捕的印支共领导人密谋暴动为由先后将阮文渠、何辉集、吴文新、阮氏明开和阮文进等人判处了死刑。黎鸿丰（后病逝于狱中）和黎笋因被流放而幸免。此次事件使共产国际培养出来的早期“北方派”几乎损失殆尽，成为越共党史进程的重要转折点。

（二）新“北方派”的形成和早期“南方派”的式微

在正统国际派或曰早期“北方派”主导印支共的十年中，胡志明在党内的支持者大致分成了三个部分：

首先是留在印支共中央或南圻地区的支持者，大多成了“左倾”和教条主义路线的牺牲品，如西贡市委书记阮氏明开，少部分得以逃脱法国殖民者的围捕逃亡到了中国，如范文同和武元甲。

其次是如长征、黄国越等人，留在越北山区以农村为根据地，发展群众力量，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最后如黄文欢、冯志坚和武英等人，长期负责中国和暹罗海外支部的工作。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在从青年政治培训班结业后就被留在中国深造，这些人以洪水和李班为代表，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国革命，然而在返回越南后均成为胡志明的坚定支持者。

这些人的存在，为胡志明重新回归革命舞台中央奠定了基础。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胡志明重返中国，先后联系上了黄文欢、冯志坚、范文同和武元甲等党内支持者。1940年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张发奎等人制定了入越作战的“华军入越计划”，并派肖文等一批左翼军官积极支持撮合流亡中国的越南独立运动各派团结抗日。

胡志明、范文同和黄文欢等人利用该有利时机，积极在桂林等地组织越南独立同盟，并与印支共北圻支部取得了联系，重新打通了中国海外组织与越南本土的联系。南圻事件后，印支共中央和南圻支部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早期的“北方派”牺牲殆尽，既终止了党内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两大派系的争论，使党的领导机构彻底北移。

1941年5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在高平北坡举行一届八中全会，胡志明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主基调、以实现越南民族解放为阶段性总目标的路线方针获得了大会的全面支持。大会选举长征担任总书记，胡志明虽然没有任何职务，却以印度支那共产党创始人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成为党的最高领袖。

1941年1月28日，胡志明从中国回国，并住在高平省北坡，直接领导革命。 资料图：越通社

此次会议产生的最高领导层，除了有两位中圻和南圻的代表，其他人全部是北圻支部或中国海外支部的人员。更为突出的是，此次会议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均系北圻和中圻起源的胡志明的支持者，没有任何南圻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些中央委员分属原来的青年系和新越党系，他们的主要政治经验均来自越北和华南地区。除了胡志明本人，那些从法国或苏联回来的人，则完全消失在了党的最高权力之外。

北坡会议是印支共的重大历史转折点，它不仅重新确立了胡志明在越南党内的领导地位，也重新将青年和越共初创时胡志明追随者聚拢在了一起。这些当初被胡志明派回越南本土和暹罗海外支部及留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人，虽然与陈富和黎鸿丰等人相比，最初并不是胡志明心目中最理想的培养对象。然而，日后长期根植于越南本土的革命实践最终使这些人百炼成钢，成为胡志明路线的坚定支持者。

北坡会议后，越南党的自主性逐步加强，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了国际援助对越南解放的重要性。由此，一个强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优先，以国际主义作为实现民族主义目标工具的新“北方派”完全取代了早期的“北方派”。

与早期“北方派”从党内支流上升为主流而后又式微不同，早期“南方派”一度是青年和越共的主导者。随着国际主义正统派的迅速崛起，以原青年中央和南圻支部，也即安南共产党为核心的早期“南方派”成员，要么成为国际派“左倾”和教条式政策路线的牺牲品，要么劫后余生，重新融入了新北方派中，剩余的部分原南圻支部成员则在南圻事件后逐渐陷入困境，甚至还一度由法共接管。

在日本投降前夕，由陈文富领导的南圻支部组织网络虽然已经逐步恢复，但不论在组织规模还是政治地位上都难以与北方相比。八月革命爆发后，在北方大获全胜，宣布越南独立不久，陈文富却丢掉了西贡等大城市，从而使得南方组织处境更为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