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

主持人：刚才两位都给出了演讲，也是详细地解读了波音的种种问题。仲麟在刚开始说，波音的三次质量问题给了你三次爆击、震撼。其中第一次就使我印象深刻，我想请你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细节，你说其实它应该有两个传感器，但是它读只读了一个传感器的数据，这是为什么？

张仲麟：它的那个传感器是飞机的迎角传感器，就是（测量）飞机它机头抬起来的角度或者说俯仰下去的角度，在空客上面它是有三个，就是我前面说的“三取二”。

主持人：这就是最安全的一种做法了。

张仲麟：对，波音一贯以来是用两个，因为如果数据有不一致，它会提示给飞行员，然后飞行员再结合其他的数据进行一个判断，把错的给排除掉，但是737 MAX有一个问题，它只读取一个，比如说只读取右边的这一个，那左边的它就是一个摆设了，这就导致右边的传感器坏掉了，飞机就把这个错误的数据给当真了。

这是程序设置的时候所存在的一个缺陷，737 MAX在设计的时候只用了三个月就完成了（这部分）设计，就导致它这里面其实是存在着很多缺陷的。（为了要赶工期）它把这个时间给压缩得非常紧，就是为了跟空客竞争。

波音737 MAX飞机的两个迎角传感器分别位于两侧“737 MAX”字样上方小红圈位置。图源：TED S. WARREN/ASSOCIATED PRESS

主持人：其实从这样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当你不顾制造业本身的规律的时候，就要出大事。

张维为：美国文化有时候喜欢造势，但是往往虚假的成分非常多。包括波音公司，在西雅图，原来它那个总装厂很大一部分在那里。2019年的时候，《西雅图时报》就头版头条刊登过文章，说波音公司创新地引入新的技术，减少负责监察的人工，当时作为表扬提了出来，现在回头看，这更可能是错误的。

主持人：当你把必要的工序省去的时候，这个灾难就已经在某个地方等着你了。刚才两位把波音的几个问题分析得非常透彻，波音的整个供应链非常长，可以说是遍布全球，原本这些厂商是大部分都在美国国内吗？

张仲麟：现在全球化的趋势使得一些劳动密集型并且附加值比较低的工作转移到了国外。比如中国的航空工业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帮麦道生产一些飞机的舱门，作为一种补偿贸易的手段。而现在我们的航空工业，比如像成飞、沈飞等等，也都在帮波音制造一些机身部件，这对波音来说是全球化所带来的成本下降。

波音的问题是在于它为了压缩成本，无所不用其极。像之前提到的波音CEO麦克纳尼在他的时代就对供应商直接提出了一个要求：你们必须得给我降价15%，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对于一些本来毛利率不高的供应商来说，降了15%之后，它就无利可图了。

张维为：我还看到过一个分析，笼统概括一下，讲美国的这些大企业，其CEO经历了三代人，他们的专业背景迥异，第一代都是做产品的工程师，第二代是供应链的销售，到了第三代大多是财务出身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金融化。这是个很大的变化，换了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他的整个视角、重心都变化了，背后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主持人：当然，这个视角从财会的角度去看的话，那降低成本就很重要了。

张仲麟：在我们工作中，每年报经费的时候，都有一项叫做“安全生产投入费用”。在我国的航空业，这一方面，必须得投入一定的百分比。

张维为：你相比一下中国航空业的进步。我自己是经常坐飞机的，中国民航在上世纪80年代非常落后，我当时陪李鹏副总理去麦道公司参观，他们当时给上海来的员工培训，我们当时看他们，真是高山仰止，觉得太先进了，然后学了很多东西，一步步做起来。    

主持人：而且我们还在不断进步。所以您看我们从这么多细节来分析波音，整个美国产业空心化了后，对原来的制造业的规范流程、规范做法造成了巨大的瓦解。刚刚您一直讲，（美国大企业CEO）第一代是工程师后面慢慢就变质了。美国的工程师文化恰恰是美国曾经比较引以为傲的，我们叫软实力的一部分，这是不是软实力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张维为：对，这种工程师文化因为一代半左右的人不做了，有经验的都退休了等等，很多手艺都没有了。新的一代起来以后，又是在新的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包含了甚至“吸大麻都无所谓的”的这种文化，这一代人完全不一样了。你看上次美国前商务部长参观了一家中国的企业，他就说“我们竞争不过了”，他公开说，里边自动化、智能化的程度以及工人训练有素的程度，他在美国没有见到过。

张仲麟：实际上生产线上面很多经验，它并不是通过手册、规范就能了解到的，它是要通过几十年经验的积累，在实际生产当中进行培养，它才能够养成一个老法师、老师傅。

张维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调查）报告里有很多细节，他们都惊讶了，比方说检验人员是拿酒店的房卡来测量的，不是用专业仪器。

张仲麟：应该正常来说应该要用塞规的，测它这个缝的缝隙有多宽，结果他没有用，他就直接用房卡，看看能不能塞进去。

主持人：所以我们说看波音的这么多的安全事故，一方面是制造业的系统性的问题的表现，还有就是它很多制造端、企业端的软实力的文化在慢慢地丧失，这也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照理说是非常遗憾的。但我们现在知道美国国内，它也想“再工业化”。所以两位也可以分析一下，他们如果想要做到“再工业化”，“让工业再伟大”，这个可能性怎么样？

张维为：我个人不是很看好，因为美国这个金融化，它像个黑洞一样的，有了钱都去搞金融，来钱快，搞制造业的话，培养工程师需要一整个体系的安排，有点像当初乌克兰瓦良格号航空母舰总设计师讲的，怎么可能再造呢？我们需要有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要多少工程师，几十个部门的配合等等，美国现在没有这些东西。

张仲麟：实际上制造业或者工业，它的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型，比如说美国现在优势的航空航天产业是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它这个金字塔是需要它下面的基础部分，就是低端跟中端工业来作为一个夯实基础，来提供足够多的产业工人，来提供一个产业升级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是除了航空航天这些尖端产业之外，别的问题非常多，这就导致它现在这些尖端产业就处于一个空中楼阁的情况，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主持人：那您能不能从航空业的角度说说，相对中端的和相对低端的是制造一些什么？

张仲麟：高端的话不用说了，发动机以及飞机总装、整体设计；中端一点的话，像飞机航电系统，还有一些机械结构、电机、空调和起落架这种；这是属于中端，甚至中端偏上一点的。而基础的部分，是像机身制造、铆钉这些，实际上航空业飞机上面的铆钉都是需要用专用铆钉的。

主持人：专用的铆钉可能需要专业的材料，专业的工艺，我前段时间看了个新闻，好像说是美国一小袋铆钉，不一定是飞机上的铆钉，都要花好多好多钱。据说这个在中国只需要几块钱都能买到一袋的东西，在美国可能要几万美元。

张仲麟：那个是空军采购。

张维为：腐败。

主持人：对，这里头还有腐败问题。有这么多问题存在的话，美国想要“再工业化”，“工业再伟大”，确实是困难重重，因为太多问题，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