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 1935 年夏天的中共中央的会议”

潘教授坚持我对他关于 1935 年夏天中共中央几次会议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理由之一是说我只注意到他引用了《毛泽东年谱》，而没有看到他还利用了其他4则资料。奇怪的是，潘书并没有注明他还引用了其他资料。当然，他确实在注明其说源自《毛泽东年谱》( 上) 第 463—466 页的同时，也附带注了 Stuart Ｒ. Schram，Mao's Ｒoad to Power: Ｒ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vol. 5

Armonk，NY: M. E. Sharpe，1999) ，xliv 这一出处。我之所以没有提及这一附带出处，潘教授自己恐怕是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施拉姆的这个引注就是《毛泽东年谱》( 上) 第 463 页，潘不过是重复引注罢了。而且，无论是第 463 页，还是第 463—466 页，都没有他所谓张闻天“准备把总书记一职交给张( 国焘) ”的记述。也许，潘的这一说法原本就来自施拉姆，但他没有发现施拉姆引注的第463 页并无这样的记述，照引不误。他即使后来增加了《毛泽东年谱》的引注，还多注了几页，但他恐怕也并没有具体读过 463 页那个相关的段落，因而不知道这一页及随后几页都没有他提到的内容。

潘教授应该是在读了我的书评之后才发现了自己的这一失误，只不过他照旧不承认自己引用有误，反而马上另找了 3 则可供支持其说法的资料，又反过来批评我的指责“毫无依据”，甚至质问我为什么不向他“征询其他的来源”。这种质问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因为我为什么应该“征询”他并没有注明的其他的资料来源呢？

他的说法的引注是《毛泽东年谱》，我的“指责”也写得很清楚: “年谱完全没有提到洛甫也准备交出总书记一职的事。”至于他随后又找到刘英回忆录中的说法¹²以证明他不是妄说，而是有资料可依的，也并非不可。问题是有什么必要否认自己原注有误，并且还要质问批评者为何不征询他的其他资料来源呢?

潘教授声称我批评他关于 1935 年夏天中央会议问题的表述站不住脚的另一个理由，是说我“没有仔细读过《毛泽东年谱》第 1 卷”，并批评我引错了毛年谱的页码¹³，说我没有注意到那里面“确实写了毛泽东对于张国焘‘严重错误＇的批评”。( 第 111 页) 不过，我在书评中提出的质疑在于，7月下旬“毛和洛甫决定对张国焘进行反击”了吗? 7 月 21、22 日( 不是潘所说的 7 月 20 日) 会议上“毛对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张放弃老根据地¹⁴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了吗? 两个星期后，即所谓沙窝会议上“洛甫又指责张国焘放弃了川北的新根据地”，迫使张国焘反唇相讥，批评了中共中央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

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得不承认书中关于 7 月 20 日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一说法是错的，但他依旧把责任推给别人，说是“我的中文翻译误译为 7 月 20 日”。¹⁵( 第 111 页) 潘教授的这一类辩解总是会让人错愕不已，因为翻一下他这本书的英文版和繁体中文版，关于这个会议的时间都写的是7月 20 日。 实在不明白，潘教授真的认为中国大陆学者不会去读他的英文版，甚至读不到台北的繁体版吗?

潘教授同时还认为中国学者和他一样，也只能从《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官方出版物中来了解 1935 年夏天的这几次中央会议的内容。因此，他判断他只要找到《毛泽东年谱》中摘录的诸如“严重错误”的用语，就足以用张国焘回忆中的说法来描述 7 月下旬到 8 月上旬毛泽东和张闻天是怎么“反击”张国焘的，和张国焘是如何激烈回应毛和张的了。殊不知，有关 1935 年夏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冲突问题，在中国大陆学界已经研究得相当深入了，这几次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许多研究者早就看过了。

简而言之，这期间开了 3 个会，7 月 18 日会议主要解决了中央军委的分工问题，会上并无争论，更无批评。7 月 21—22 日会议是 3 个会中唯一有批评声音的会，但会上并未发生任何争论，张闻天和毛泽东对张国焘所做报告的发言，都是以肯定和鼓励为主。张闻天对四方面军退出川北根据地，只是说: “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有这样缺点; 把所有干部、游( 击) 队通通带走，也是不好的。”毛的发言基调和与会者一样，他只是在发言最后才讲到: “放弃通南巴，这是个严重错误，找不出理由为何要放弃。”而 8 月 4—6 日，即沙窝会议上，除了讨论战略方针外，就是在组织方面增补了四方面军几位领导干部为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会上全无张国焘回忆所讲的批评与反批评的情况发生。¹⁶

对于潘所谓 7 月下旬后“毛和洛甫决定对张国焘进行反击”的说法，其实从情理上和逻辑上看也都是难以成立的。试想，以当时一、四方面军的军力对比，毛、张假如真的这样做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8 月 4—6 日沙窝会议所以能达成共同的战略方针，并且将多位四方面军领导人增补到中委和政治局中，也足以说明此前 7 月 21—22 日会议上并未发生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情况，8 月 4—6 日会议上也没有出现严重影响双方感情的意见冲突。

相信由上已不难看出潘教授对史实的把握及其辩解的方法存在怎样的问题了。限于篇幅，后面他关于西安事变、洛川会议、新民主主义、任弼时、七届二中全会、朝鲜战争等史实错误的辩解，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再做回应和剖析了。

最后想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无论我对潘教授的这本书有多少批评，我对他能够在不长的时间接连创作出两部重要的人物传记( 即《邓小平传》和《毛泽东传》) ，还是深为叹服。但也正因为他过去所做的实证性研究还主要局限在 20 世纪中共早期与苏共关系问题上，只用了十多年时间就接连推出两部大部头人物传记，要想在微观史实上不出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并不认为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发现了，纠正了，并且让自己更加警觉和细心了，这理当还是一件好事。而让人遗憾的是，潘教授似乎对自己的写作过急、过糙这一点还并无自知之明。这恐怕才是他最大的问题。

（翻页请看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