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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著史切忌过急、过糙——对潘佐夫《回应》的回应
关键字: 毛泽东传潘佐夫毛泽东年谱博古周恩来张国焘共产国际即使潘教授读不懂或不同意我的上述解读,他把“有6票是汉口的”一并视为反对票,也是太过低级的错误。因为,马林讲得很清楚,和比较一致的湖南的10票不同,汉口的6票或多或少是靠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罢工领导人张连光“强迫命令”才得到的。张连光的立场如何呢? 马林写得很清楚: “张连光同意陈独秀的意见”。5 很显然,汉口的6票是赞成票,不是反对票。如此也就决定了10票 + 6票 =16 票反对票的推测根本是不成立的。
二、“关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1924 年 2 月的立场”
潘教授在回应中写道: “杨教授提到我错误地理解了 1924 年 2 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以及毛泽东当时的立场,因为我写到了毛泽东的意见与这份决议相同。”( 第 108 页) 他的这句话大致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说我认为他错误地理解了 1924 年 2 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 一是说我不同意他所说的毛泽东当时的立场与这份决议的精神相同。
首先,我已经讲过,我既没看到过潘提到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议》,也不认为 1924 年 2 月中共中央批准过一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我自然不可能在意他是否正确理解了他看到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议》。我在书评中写得很清楚,在我看来,后来成为共产国际批评对象的那个“二月决议”,是《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6,不可能是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而他看也不看我说的“二月决议”即《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坚称他引用的《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就是被共产国际后来批评的“二月决议”,显然是不讲道理的做法。至于他声称《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的“俄文标题就是《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并说“这可能是一个共产国际翻译员的错误”,也纯属猜测。因为我看不到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故请他读一下很容易就能查到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对照一下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就能够了解这两个文件是不是一个东西了,总之他坚持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就是“二月决议”,坚持只是文件名翻译出了问题。至于我说的那个中文原版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他拒绝去查、去看、去作比较。
鲍罗廷
其次,他的后一个说法也不是我的意思。我在书评里只讲到,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认为中共中央指派给青年团的代表毛泽东观点右倾,因此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另派新人。潘教授指出: “达林是在自寻烦恼。由于鲍罗廷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持差不多同样的见解。”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意见与当时中共中央呼吁团结的“二月决议”相同,我并无异议。我的问题是,他接着举出的证据,却不是中国学者所熟悉的那个呼吁团结的“二月决议”,而是一个中国学者没有见到过的,主张“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的秘密准备”的,相对激进的《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说“毛泽东的意见与这份决议相同”,就不是我能接受的了。
实际上,还是那句话,潘教授如果真的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只要去读一下《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并和他认定的那个“二月决议”,即《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具体比较一下,就一清二楚了。当然,如果他比较了两文之后,仍旧坚持它们只是标题有别,那就请将两个文件关键段落用直接引文对照着排列出来,让大家看看两个文件是否像他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潘教授必须用直接引文的方式来做对照。他所谓“从决议中直接引用它或者间接转述它”“无伤大雅”的说法,是相当荒谬的。
比如,潘在书中用间接引文的方式介绍《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其概括及文字是否准确就很让人怀疑。当他意识到自己关于鲍罗廷、毛泽东的观点与他归纳出来的《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的间接引文明显矛盾之后,他在回应中又改口称决议中还有符合鲍罗廷、毛泽东当时主张的内容,即“呼吁共产党员们要尽可能扩大国民党作为一个合法政党的地位”,说这和“毛泽东的立场是一样的: 他非常激动地在中国大地上推广国民党”。( 第 108 页) 然而,这段所谓引文又是出自他的概括,并非直接引文,中国读者也无从查对其概括是否准确。如此“无伤大雅”的随意举证,简直就是听凭其信马由缰了。
三、“关于 1926 年 3 月 20 日中山舰事件”
我和潘教授围绕中山舰事件问题的主要争论之一,是中山舰事件发生过程中鲍罗廷在不在广州。潘书对此语焉不详,只是说当时布留赫尔不在了,“只有鲍罗廷好歹能够维持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脆弱的力量平衡”。潘教授显然也意识到他的这一表述有问题,但他不是承认表述不确,而是转过来指责我没有看明白他所做的表述。他说: “我的表述并非‘1926 年中山舰事件的过程中'而是‘到 1926 年春天的时候'”。
言外之意,鲍罗廷这一年春天还在广州,中山舰事变发生时他已经不在了。如此给自己解套后,他一下子就显得理直气壮了。他质问道: “这是一个错误吗?不。1926 年春节是2月13 日。那是什么错误?”( 第 109 页,原文误为“那什么是错误?”) 那意思是说,中国的春节才是春天,3月20日已经不是春天了。
很显然,潘教授太缺少对中国节气和历法的了解。“春节”虽然有个“春”字,却并非指春天,而是除旧迎新( 春) 的意思。即使在广州这样的地区,春节时气温通常仍较低。中国的春天,一般要到农历二、三月,即仲春和阳春才算数。因此,阳历1926年3月20日,即农历二月初七,在广州正值春天。潘这一辩解,反给自己又添一错。
潘教授如此辩解,还会产生更多可质疑之处。一是说 1926 年春天鲍罗廷还在广州致力于国民党中央内部的力量平衡问题,那么鲍罗廷具体做了什么? 二是他既然同意说 3 月 20 日事件发生时鲍罗廷已不在广州,那么,鲍罗廷什么时候离开的呢? 因为如果像他在回应中所说,鲍罗廷春节时还在广州,那么蒋介石 2 月中旬前后与季山嘉矛盾公开化,执意辞去一切军职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看不到鲍罗廷有任何表现与作为?7三是如果鲍罗廷 2 月中旬就已离开广州,那么说鲍罗廷在这一年春天还起着维持作用,根据何在? 事实上,就像潘教授回应我的许多质疑一样,他在做出很强势的回应甚至是反驳前,不是没有弄明白相关史料和史实,就是完全没有做好该做的功课。在这个问题上,他竟然没有想到应该去查对一下鲍罗廷当时的行程,至少也应该确保他所谓 2 月 13 日春节时鲍罗廷还在广州的说法不会出问题。很不幸,他又错了。鲍罗廷 2 月 4 日就奉召回国述职,马上就动身北上了。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他在路上花了较长时间。但现有史料证实,2 月 13 日春节当天,他已经在北京了。第二天,他已经准备好书面报告,正式向在北京的联共( 布) 中央派出的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广州的情况。8
中山舰
潘教授同样也不承认他误把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的职务写成了“政委”,他也不承认他关于事变起因和汪精卫利用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来败坏蒋介石声誉的说法是错的。他的辩解是: 他是根据阿基莫娃和切列潘诺夫两人的俄文回忆录。我在评论中已经指出,这两位的回忆录都有中译本,里面都称李之龙为中山舰“舰长”,且没有任何关于汪精卫利用季山嘉做败坏蒋介石的事情的真实证据。即使潘教授认为这又是翻译的问题,我也专门讲过,我的质疑更主要的还是针对他对这一事变原因、经过、现场情形等史实的描述,因为他利用资料时太过草率了。
中山舰事件问题的研究自 1980 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已经发表很多研究成果,蒋介石日记资料也已公开许多年,再加上还有潘教授的俄国同事们出版的相关档案资料,相比之下,潘利用的这两个一个不在广州,一个层级过低,对上层情况了解不多的亲历者的回忆,许多说法都太过陈旧,而且准确性也颇为可疑。当然,潘教授绝不认错。他甚至声称,他是在写毛泽东的传记,“因为毛泽东没有参与”中山舰事件,所以“我只想在这里简单地用一个著名的故事片段来叙述当时的历史”( 第 109 页) ,这有什么错? 而这一回答,倒也解释了潘书在历史细节方面为什么很容易出错的部分原因之所在了。
四.“关于斯大林对‘李立三路线'的反应”
我们之间对所谓“立三路线”问题的分歧,是潘教授认为传统的说法并不正确。传统的说法认为,莫斯科在李立三问题上纲上线至“路线”高度的标志性文件,是 1930 年 10 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他认为时间要早得多,因为他发现 8 月 25 日在以联共 ( 布) 中央政治局名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斯大林就“对李立三发出了一道威胁性的命令: ‘立刻到这儿( 即莫斯科) 来'”。他的依据,是 8 月 4—7 日在上海的远东局曾经摘录了李立三在 8 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应当立即发动大城市暴动的几句话,用电报发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9
我的质疑很简单,第一,如果真是斯大林发出了“威胁性的命令”,会使用“立刻到这儿来”的用语吗? 10第二,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 8 月 25 日电对李立三的批评,即“不尊重事实”和“最有害的冒险主义”两点,能够和 10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的批判,即“反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非布尔什维主义的”,“玩弄共产主义的一切右派叛徒和‘左'派叛徒破了产的理论”等等相提并论吗?
第三,如果斯大林真的在 8 月中下旬已经对李立三发出了必须惩治的命令,何以此后两个月里中共中央还能拒绝接受,直至十月指示信到来,才不得不马上送李去莫斯科呢?
历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都需要依据常情、常理、常识,并基于逻辑来判断,不能仅凭某个所谓新史料,就去大胆突破前说。就这一史实而言,无论从情理、常识,还是从逻辑上,说有了远东局 8月4—7日电报,斯大林就大发雷霆,发出威胁性的命令,却被中共中央拒绝了两个月之久,最后不得不把李立三的问题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程度,才迫使中共中央交出李立三,是说不通的。
没有人知道斯大林是否读过这封短电,可以知道的是,这封电报摘录的内容,是李立三在 8 月 2 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冒险提议,联共( 布) 政治局 8 月 25 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批评的也正是李立三的提议太过冒险,不顾事实。远东局电报中虽然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声称共产国际执委不了解中国具体形势的话,并认为这是“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攻击”,但联共( 布) 政治局 8 月 25 日指示电对这一点只字未提11,这清楚地反映出莫斯科这时从远东局电报中并没有得出李立三具有“反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和“非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倾向的看法。直到 10 月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 8 月初的会议记录送达莫斯科并译成俄文,摘要报给斯大林之后,莫斯科方面的看法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才有了共产国际十月指示信的无限上纲上线。因此,说 8 月 25 日电报是斯大林定性“立三路线”的关键性文件,是很难成立的。
- 原标题:著史切忌过急、过糙——对潘佐夫《回应》的回应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武守哲
- 最后更新: 2018-06-27 10: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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