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了明亡之后士大夫所作出的两种不同的抉择。除此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了呢？

沈廷扬、陈子龙策反降将吴胜兆的失败以及陈子龙、杨廷枢的死难，是苏松嘉湖为代表的江南抗清斗争的最后一幕。这就促成了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另一种价值转向。至今仍有一些学者还在竭力渲染炎武的抗清秘密活动，说得神乎其神，实际多半是测字式的揣摩。通观炎武在此前后的活动，内心的爱国热情是赤诚的、炽烈的，但对现实的态度却表现出学者般的异常冷峻。陈子龙死难前后，他两度劝好友顾咸正隐匿，“毋为小人资，委肉投饿虎”，并第一次流露出“燕丹宾客尽”的伤感。学者对炎武第一次北上（顺治五年）与淮阴万寿祺的关系多有猜测，其实万寿祺在其《自志》一文中说得很明白：“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所争者不知何许人？圣帝明王，忠臣义士，此时皆不知何往？”绝望之余，从禅学中寻找慰籍，“脱去世谛，人我两忘”，明显与炎武有同感，对江南抗清不再抱有太大的希望炎武的好友归庄也有“常年岁首空祈祝，万事从今一任天”的感叹。实在说，我们很难从史实中找到秘密抗清的证据。而况从个人的气质上来说，顾炎武并不是一个慷慨激昂的壮士，象陈子龙、孙兆奎，而是一个冷静深邃、博学善思的学者。那何以解释炎武在顺治十八年前后北上又数度南返呢？无非是对南明的回师尚存一线希望。当这种希望由郑成功兵进金门、台湾宣告最后破灭后，他就飘然离去，至死也再没有回到桑梓之邦。

大明复兴的绝望，对顾炎武为代表的士大夫遗民的打击没有比之更惨痛的了。然而正是这一不堪回首的事实迫使他们作出了另一种历史抉择。这种抉择是在对有明一代士大夫的价值观作了认真清理之后产生的。对此，炎武在给门生潘耒的信中说得最完整：

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

对当代的强烈失望诱发出一种空前未有的历史感。面对有明三百年惨痛的“亡国”“亡天下”的事实，他们鄙薄一切现实的功名利禄追求，只想苦苦思索“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热望由此寻找到“有以救之”的“柳暗花明”境界。此岂炎武独然，梨洲先生命其书名曰“明夷待访”，不也正是这种意思？因此，当炎武读到《待访录》，抑制不住喜得知音的兴奋，即致书于黄宗羲：

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光生者十之六、七……。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全面的一次“历史反思”。无论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还是颜习斋、李恕谷、陆世仪、张履祥，虽然主要的都还是从检讨有明一代的治国得失入手，思路追迹所及的却是自秦始皇以来整个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史。可以说，这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照进中国之前，在传统思想的范围内对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面总结。封建社会的各种传统制度，如君相制度、郡县制度、胥吏制度、井田制度、钱粮制度、科举学校制度、选举用人制度等等，都在他们面前受到历史思辨的审判。

他们看不到中国之外存在的另一个世界，没有任何新的社会模式或思想武器可以借鉴比较，只能在古籍中向更早的封建社会求助，表面象是要回到“三代”去。但他们并不是倒退，历史的思辨使他们天才地猜测到君主专制度的许多致命弊病，设想过各种校救的可能，如君主专制是否有存在价值，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方面，权力集中于中央（郡县制）好还是使地方有相对的独立权（“复封建”）好，还议论到民间誉论对国家政治的作用，用推举选拔代替腐朽的科举，主张减少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行政干预（如“均田”），鼓励富民发展和扩大租佃私有制，以及关于商业流通有益、改善金融货币制度等等，都闪耀着思想的火花。这种反思，在具体的对策上，只是重复存在过的，企图化腐朽为神奇，并不足取，但在批判的思路上，却天才地揭示出许多病灶区域，对后人认识君主专制不无启发。二百年之后，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章太炎等从这里找到了所谓议院政治、地方自治等等“启蒙”思想，也证明了这一点。

章太炎

现在，我们看到了也许会令古代士大夫震惊的一个价值不平衡律，那就是最不急功近利的人却成就了最大的功业和名望。这是为什么？究其主观方面的原因，是因为黄、顾、王诸大家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功名”的理解，有他们独特的立场。且看顾炎武是怎样说的：

常叹有名不如无名，有位不如无位……名之为累，一至于斯，可以废然返矣！或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何欤？曰：君子所求者，没世之名；今人所求者，当世之名。当世之名，没则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难悟欤？

顾炎武等人显然无意全盘否定“功名心”，只认为君子小人所追求的实际上是有天壤之别的。时论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功利主义的特征。看来至少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解。功利主义，作为“人”的一种社会意识，从深层心理说人皆有之。中国传统的内核文化表面上蔑视物质欲望上的功利主义，而给以士大夫以最深刻影响的，恰恰是在政治与道德领域提倡强烈的功利主义。它与西方近代功利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一）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具有集体（国家、民族、社稷……）主义和合理主义的色彩，因此也确实能塑造出一批又一批将全身心投入为国家与民族利益而忘我奋斗的志士仁人，出现了无数值得自豪的伟大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二）但它又不肯公开承认个人功利的合理地位，使个人功利必须采用隐蔽的、迂回的甚至伪装的形式出现，因此也会造成理性认识与个人实际行为的背悖；给种种阴谋权术、虚伪“道学”以滋长流行的土壤，给民族历史带来了许多难以置信的灾难和悲剧。晚明士大夫不过是重演了一次上述的二律背反。它是优是劣，是抛弃还是继承，很值得后来的中国人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