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前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抉择

“功名富贵”与“治国平天下”两种价值定向在士大夫身上一般是可以并行不悖地暂时共存的。当然，两者并不随时随地都能相互包容而不致发生撞击。“治国平天下”是出于儒家内核文化而产生的道德规范，它要求社会成员理智地压抑个人的欲望和本能，服从社会群体谐调发展的需要，以“仁学”（即所谓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实际上有等级结构的爱，或可谓之古代人道主义）的理性去消融任何个性要求，将国家（及其君主）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它已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意识（“原始心象”），深深地扎根于整个文化教育之中。但即使如此，在心理的深层，仍潜伏着欲望、本能等无意识暗流，可以被压抑，却不能被消灭，时时还会从海底上升到水面，偶露峥嵘。

宋明理学，就是针对商品经济发达刺激起来的“人欲”，企图靠“内省”压抑“情欲”的再一次尝试。封建社会“功名心”所包容的这种内在的矛盾，在不同的环境影响下，可以因人因时而异，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寻求简单的“统一”将会使人失望。同是江南士大夫，甚至同属复社成员，也并不都如此疯狂地热衷于利禄，以追逐、角斗于官场为务，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特别是到了亡国之祸临头，大难从天而降，我们也确实依稀看到了在许多士大夫身上体现的儒家人格原型。

晚明畸形的“人才过剩”既造成了角逐科举官场的病态，但也撞击出一种与之离心的力量。在洞察了科举官场种种弊害之后，有些人产生了对当时流行的价值指向的怀疑和否定。例如归庄，自叹“读书二十年，做秀才二十年，不曾一望见场屋”，历经折磨，幻想破灭了：“今心已獃，气已尽，不复知有愁闷也”，总算从“功名富贵”的价值观中解脱出来。由于时势使他与科举、场相隔离，心理较少受到污染，对政治还保持着一种鲜明的儒家理想主义色彩。他自许“壮夫薄雕虫，《草玄》亦可已。我有救时策，他日献天子”，已经不汲汲于当时的功名追求。他在送其好友黄淳耀、周上莲会试时，殷切赠言：“今日所急者经济，经济尤要者兵农”，望他们“守其素履，以报国家”“必以匡国家、安社稷为心”，即反映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高尚的人格与传统的政治理想，同时也多少暴露了不谙世情、富于幻想的弱点。

陈子龙像

因此，这些人一旦涉足官场，目击了种种黑幕惨状，经受不住政治风雨的煎熬，就有可能迅速由狂热跌入悲观失望。由此，我们既看到有玩世不恭，视政治为私利工具之吴昌时，同时也会看到有视富贵如浮云、官爵似敝履的“清流”。最典型的便是常熟瞿式耜。崇祯初他由进士授官户科给事中，与当时许多人一样充满了憧憬，寄“中兴”于烈宗，连连疏奏，提出了许多治国主张，却终因烈宗忌刻，又牵涉进了老师钱谦益的政治纠纷中去，丢官卸职，琅珰入狱，差一点送了命。

由此，他几乎怀疑自己由科场到官场是一场恶梦：“忆从早岁误桑莲，火没翻身浊浪中”，“浮尘空自叹飘蓬，眨眼都抛役梦中”。这种心灰意懒、视功名似浮云的心情，一直到明亡后，南下桂林、勉力支撑永历危局时，依然非常强烈。他在给常熟家人的信中，一再表示“生平不爱官爵，且受过几许风波患难”，“宦兴索然”，不“贪位慕禄”，只求做一个“太平百姓”，对晚明政局绝望至极，愤叹道：“其实自崇祯而后，成甚朝廷，成何天下？”更有一人后来看破红尘，入禅削发的，这就是晚明“四公子”之一的桐城方以智。他原是一个“好言当世之务，言之辄慷慨不能自主”的贵公子，在桐城组织“泽社”，在金陵结交天下名士，又与陈贞慧等起草《留都防乱公揭》名闻当世，很是顾盼自得。想不到祟祯十三年赴会试，恰逢其父为时相所忌，以失律罪下狱，不久又有黄道周等人遭廷杖，家庭险遭不测，虽然终以至孝感动崇祯皇帝，其父得释放出狱，但方以智在长歌当哭之后，已淡然于功名富贵，唯求归隐，以著书自娱。明亡后，又遭到阮大铖的残酷报复，流离于南方各地，归隐于深山之中。永历政权曾多次召他为东阁大学士，他十次上疏辞退，坚不出任。瞿、方两人在广西相遇成为莫逆之交。桂林为清兵攻破后，瞿壮烈殉国，方则万念俱灰，削发为僧。但方以智并没有虚度余生，在隐、禅期间写成了《东西均》等煌煌名著，著作等身。瞿、方两人的经历代表了士大夫价值的一种转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使一切正直的士大夫不能不受到“治国平天下”理性意识的强烈感染，始终不能忘情于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自我”的价值必须在社会价值中得到承认，个性意识相对朦胧和薄弱。只有当这种价值观受到现实政治的摧残与无情嘲弄后才会发生某种转向。这是一种在精神心理学中可以谓之“移情”的心理动向。瞿既不愿身居宦职，却一直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勉强主持着久历内争不已的残局；明知南明抗清无望，却又支撑到桂林最后失陷，其内心深处实际上早就准备以“殉国”作为自己的归宿。城破后，明明可以脱身，却坐以待死。这就是一种以壮烈殉国代替苟且偷生的“移情”。

方比瞿更超脱，始终不愿任职，名谓“著书自娱”，实则在经历九死一生之后，熔儒、道、禅于一炉，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对天、地、人的深邃的哲学思考中，颇有发明。他的关于“二而一，一而二”的自发辩证法思想更是旷古未有的独创，在世界哲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这是又一种“移情”，较之前一种已经很难捉摸住功利主义的遗痕残迹，似乎很有点否定“超我”的意味，显示出“自我”意识的崛起。因为它已属于一种置具体的世情国事、经世致用于度外的个人独创的精神活动。

这也许还要归功于道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唯有道家还具有一点“自我”意识，肯定人的个性的价值。可惜的是，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在明亡之后，然有不少士大夫摆脱了晚明功名官场的污浊气，不时显露出了纯洁高尚的灵魂，但更多的却是瞿式耜式的“殉国”型“移情”以及另一种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新功利型的“移情”。这再一次证实了儒家的内核文化对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是有顽强的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