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法国驻叙利亚大使米歇尔·杜克洛斯（Michel Duclos）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任职于联合国，现担任巴黎智库蒙田研究所（The Institut Montaigne）的特别顾问。他告诉我说，迄今为止美国声望的低谷出现在2004年巴格达阿布格莱布监狱酷刑虐囚丑闻曝光的时候。“但今天情况更糟了”，他说。按照他的说法，使美国今非昔比的原因是美国内部的极度分裂和政治领导力的缺失。杜克洛斯说，“我们一直坚信美国有无限触底反弹的能力。但现在我第一次开始对此产生了怀疑。”

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一书的尾声，男主角史迈利耐心倾听着海顿控诉西方的无耻和贪婪。小说作者勒卡雷写道，“史迈利在其它情况下可能会同意海顿的大部分说法。使他疏离的不是音乐，而是音质。”

当世界注视美国时，勾起它们内心疏离感的是音质还是音乐呢？对特朗普象征意义（而不是对其外交政策的内容或社会的不公程度）的看法是一种审美感受吗，或换句话说，是一种本能反应吗？如果是本能反应，那为什么呢？难道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样的事，或伊朗、叙利亚、沙特这样的中东吃人政权不存在吗？正如很多人对我说的那样，乔治·弗洛伊德的被杀以及特朗普对此事的反应不就是世界不公不义的隐喻吗，不就是美国力量的隐喻吗？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用一位欧洲领导人高级幕僚的话说，对美国的反感就区区是另一波“政治行为艺术”吗？一种蔑视的姿态？我们是否见证了美国的帝国奴隶们象征性的屈下一膝，以此来表达他们反对这个帝国所象征的价值观？

运动员在比赛前播放国歌时单膝下跪，以此抗议社会不公、种族歧视等 图片来源：福克斯体育新闻视频截图

毕竟，这个世界以前一直反对美国政策这首音乐：无论是美国的越南和伊拉克政策，还是它的世界贸易、气候变化政策。有时候，音质和音乐一起使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疏远美国，比如在乔治•布什执政美国的时候，布什本人被外国人广为嘲笑、谩骂和反对。但即使是这种反对也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切记，当时还是德国反对党领袖的安格拉•默克尔曾在2003年给《华盛顿邮报》写过一篇评论《施罗德不代表所有德国人》，以此表明她领导的反对党将继续与美国结盟，尽管当时的德国政府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坦率的说，特朗普是独一无二的。在最基本的层面，布什从没有拒绝过“有一首西方曲子”这一核心观念，但这首西方曲子必须由华盛顿来作词。而现在执政的特朗普则听不进任何统一的音乐 —— 只能听见自私自利这一沉闷的节拍。

一位欧洲领袖的高级幕僚（因个人原因而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告诉我说，特朗普的愤世嫉俗突然暴露了欧洲大陆的势利，它们已对美国领导自由世界、“美国梦”和其它被认为因幼稚到家而弃之如敝履的陈词滥调嗤之以鼻。这位幕僚说，只有在这种幼稚被抹去时，人们才能意识到这种幼稚“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强大和更有组织”。从此意义上说，这种退化始自对西方愤世嫉俗的奥巴马，在特朗普执政时达到高潮，特朗普抛弃美国的政治理念标志着世界史出现了短暂的停顿。但如果美国不再相信本国的道德优越性，那除了道德对等之外还剩下什么呢?

特朗普似乎在确认一些最激进批评者对美国的指责 —— 即使这些说法并不正确。比如，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和另外一些人就指出，一条反美主义的线索贯穿了勒卡雷的所有小说，而勒卡雷对道德对等的描述则根本经不起推敲。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一书中，主角史迈利曾经尝试策反一名后来成为苏联情报头子的间谍，勒卡雷引领读者回顾了这一幕。史迈利对这名俄国间谍说“看，我们都要老了，我们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寻找彼此体制中的弱点。我能看透东方价值观中的弱点，正如你能看透西方价值观中的弱点……你不认为是时候承认你方价值观与我方价值观一样都毫无价值吗？”

正如我的同事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作者）所展示的那样，苏联时期充斥着饥荒、恐怖和数百万人规模的杀戮。无论美国最近出现了怎样的弊端，美国在行为上和道德上都没有达到前苏联那种恐怖的程度。而现在，这种道德对等的论调已不再是某位外国玩世不恭者的诋毁，而是美国在位总统本人的观点。在2017年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比尔•奥雷利(Bill o ' Reilly)专访时，他被问及为何敬重普京，他回答了一堆陈词滥调，诸如俄罗斯总统领导他的国家并抗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之类。这时，奥雷利忍不住插嘴道：“普京是个杀人犯。”然后特朗普回答道：“杀人犯多了。我们美国就有很多杀人犯。你认为我们国家就那么清白吗？”

这种天下乌鸦一般黑、各人自扫门前雪式的犬儒主义曾被美国全然拒绝。而今，国际关系已成了美国做交易的筹码，而力量，不是信念、历史或盟友，则是交易用的货币。

讽刺之处在于，这种被剥夺了民主国家“自由世界”的幼稚观念、具有全球道德对等性的世界秩序，在过去几周全球性的反种族主义抗议中得到了印证。示威者走上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街头，这两个国家都有各自独特的种族隔离和虐待历史。此外还有英国和法国，各自都有殖民的历史以及延续至今的种族和阶级分化。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伊沙恩•塔罗尔（Ishaan Tharoor）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死了一个黑人，为此比利时政府推到了一座雕像，这座雕像的主人在历史上犯下了最骇人听闻的殖民主义罪行。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雕像被泼洒红漆 图片来源：网络图

尤其是对欧洲而言，美国持续在文化、经济、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是其基本现实。我采访的一些欧洲人说，不仅仅是抗议者们对某种形式的选择性无视心怀愧疚，就是寻求美国庇护的欧洲领导人自己也是如此，但他们同时拒绝屈从于任何通过民主形式表达的忧虑，他们只担忧特朗普。一位欧洲领导人的幕僚告诉我说，“有太多（特朗普式的）管理，而运动不足。”现在，欧洲的策略选择似乎就只剩下单纯等待特朗普下台，并希望在特朗普下台后整个世界能重拾过去“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在伦敦和巴黎，人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 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和永久性的改变。

我采访的对象将他们的忧虑或明或暗的分成两类，由特朗普引起的忧虑和由特朗普激化的忧虑 —— 按照他们的观点，有些问题可以在特朗普下台后获得修正，而有些问题则是更加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仅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分水岭，对世界来说也是：这是覆水难收的事情。出口的言辞无法收回，见过的画面无法忘记。

他们最直接的忧虑是美国能力明显的削弱。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战争史研究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告诉我说，美国权力机构本身已被“重创”。卫生系统正在苦苦挣扎，市政当局在财政上陷入瘫痪，除了关注警察与军队的力量，国家本身是否健康却无人关心。最糟糕的是，他说，“他们不知道如何修正这种状况”。

实际上，很多外国观察家担心这种内部分裂会影响华盛顿保护别国和向海外投射力量的能力。杜克洛斯说，“会不会有一天，这些美国自身的社会问题会影响到美国反弹的能力，并使其无法应对来自外国的挑战？现在这已经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