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华盛顿需要重新回到久经考验的现实政治中去，这种现实政治将足够灵巧地将大国竞争转化为稳定与和平的生活方式。正如近距离观察中国崛起的中国问题学者、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最近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文章中所写道。“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中国和美国的国力在此次危机中会大打折扣。无论是一个新的‘中国和平’还是一个新的‘美国和平’都不会从废墟中崛起。相反，这两个大国的国内和国际力量会被削弱。其结果是世界将继续缓慢但稳步地走向国际无政府状态。”

然而，正是这种世界上两个大国之间相互削弱的可能性提供了一条出路。首先要认识和接受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这是一个永久灰色的世界。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为自二战和冷战以来的几代人，他们已经习惯了美国处于无可置疑的世界主导地位。但是正如葛温在书中精彩记录那样，虽然除了学术圈无人知晓摩根索，但他在70多年前的现代现实主义著作《国家间的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中预言的正是这个混乱的21世纪的世界。基辛格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对此进行了扩展。摩根索预见到了目前关于人类社会进步信念的崩溃，他说，理性主义者渴望完美治理下的人类社会，否认了“悲剧的必然性”，（这恰与葛温的主题不谋而合）。

《纽约时报》书评的长期编辑葛温写道（他偶尔会在公开渠道给我评论），这是每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都知道的“他面临的选择不是在善与恶之间……而是在糟糕与不那么糟糕之间”。这描述了基辛格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对中国的开放，1973年中东停战甚至是以混乱与血腥结束的越南战争，上千条生命压在基辛格的良心上。

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基辛格曾秘密访华（资料图）

正如葛温相当详细地指出的那样，基辛格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督导了迫使河内就范的残酷行动，在柬埔寨投下的炸弹比二战中盟军投下的所有炸弹还要多，这最终导致了数十万无辜者的死亡。他们对柬埔寨的政策以及他们对1971年孟加拉国种族灭绝的漠视还有对智利政变的明显支持，这激起了一代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从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到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基辛格是一个偏执狂和战争罪犯。他的信仰和他的动机总是有一种两面性，他知道美国人不会为了，用他的话说，“维护权力的平衡”而战斗。（葛温指出，基辛格早在1965年访问后就得出结论，即越战是打不赢的，但他仍然支持战争）。葛温试图将基辛格与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一起置于逃离大屠杀并被魏玛民主的失败所困扰的德国犹太思想家的谱系，尽管他这里的说服力不够强。因为施特劳斯的一些思想后来启发了新保守主义者，而另一位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欧洲难民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née Korbel，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美国国务卿），最终成为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硬派威尔逊主义者。

但基辛格的思想在现在更有共鸣，因为我们现在的处境显然类似于70年代美国软弱的时期，当时的外交政策精英们考虑的不是胜利而只是生存，现在也应该如此。尤其是美国的内部问题可以说和当年一样让人焦头烂额。也许本书最大的败笔在于，在花了几百页的篇幅深入研究基辛格细微的、受希特勒式现实主义的传记和历史渊源之后，作者并没有把它更多的应用于当下而只是在中国问题上浅浅带过。因为对基辛格现实主义最大的平反莫过于21世纪头十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华盛顿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将中国纳入冷战后的全球市场和新兴民主国家体系会逐渐将这个国家推向启蒙运动的规范，基辛格曾拱手称其为“古老的美国梦，即通过改变对手来实现和平”，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抱有这样的幻想。我们剩下的只是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这符合基辛格对这个他访问过大约100次的国家的强硬观点。他对中国的评价可以追溯到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如果基辛格的分析是正确的，可能事实正如此，美国和中国只要努力把意识形态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就能达成共识。

葛温写道，后冷战的胜利主义者不明白的是，苏联解体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民主不是解决眼前问题的良方”。

事实上，情况远比这更糟。我们应该坦然面对后现代的现实，即对社会和治理的完美性的所有希望都已落空；不再有任何伟大的事业可以为之发起革命。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自由之球”（ball of liberty），美国人曾期望它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地滚动，但最终却落得个阴沟里翻船的下场。自由之家最近的《国家转型报告》记录了“令人震惊的民主崩溃”，尤其是中欧和东欧以及中亚的失败。他们说“今天该地区的民主国家比1995年推出年度报告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少”。历史将继续蹒跚前行，类似阿富汗的弱国将继续失败，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仍将不断竞争。但是任何人都不应再自欺欺人，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将产生某种伟大的目的论结果，即一种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优于另一种的结论。

因此，正如基辛格曾经解释的那样，“几乎每一种情况都是一个特殊案例”。新兴起的民族主义可能会“通过与美国对抗来寻求国家或地区认同”。事实上，今天的许多民族主义者正在像苏联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回应华盛顿，通过强调来自外敌的威胁来巩固国家内部控制。而全球范围内的新民族主义应该用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建议那样，用柔术（jujitsu manner）来处理苏联问题。

关键是不要反应过度。葛温写道：“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选择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不管怎样，要么是接受外交妥协的思想演变，要么是伤筋动骨，他们将不得不放弃他们所珍视的特殊主义以换取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Westphalian system）的国际多样性体系和一个更温和却令人不舒服的平衡。”此外，美国和中国还需要拉拢其他世界大国来接受这种新的力量平衡。

葛温写道，基辛格早就知道这件事了。早在几十年前他就已经预见到里根时代和冷战结束不会像新保守派（neocons）和自由国际主义者（liberal internationalists）希望的那样，证明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是一个新的开端，反而其更多地带有夕阳余晖的性质。虽然基辛格依旧承认，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将继续定义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但他写道，他承认强调人权一定程度上是赢得冷战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人权深刻的影响了苏联的权力集团），美国领导人也必须阐明一种新的力量平衡“以维护世界上几个地区的平衡，而不能仅仅通过道德来选择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