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年初一个周六的下午，柏林格鲁内瓦尔德区的国王大道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一小群示威者正沿街游行，抗议声此起彼伏。见此情形，一位美国人问他的德国同事发生了什么，同事耸耸肩，回答道，“肯定与南斯拉夫有关”。之后他们继续工作。游行者抗议的内容似乎无关紧要，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其后数周内发生了各种意义重大的事件，如德国大选举行在即，盟国间必须进行艰难的谈判，自1945年便驻兵德国的军队将何去何从仍然有待商议。眼前的游行与这些相比便显得毫不重要了。

南斯拉夫只是一个遥远的小国，在这场改变欧洲的伟大的和平革命中扮演着不起眼的小角色。然而，南斯拉夫的问题再过几个月将愈发棘手，让人难以忽视。

南斯拉夫地图

我们现在知道，1990年年初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开始走向分裂。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加盟共和国的选举中，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和费拉尼奥·图季曼成功上台，他们决心摧毁“二战”后铁托创建的联邦结构。这一体制崩溃后，关于群体暴力事件的报道越来越生动翔实，也越来越触目惊心。

欧洲人在电视上看到了大屠杀、种族清洗和有组织的强奸。他们发现那些受害者与自己没什么不同， 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背着熟悉牌子的购物袋，里面装着一些个人物品。一些最残忍的暴行发生在达尔马提亚海岸，那里是欧洲人民非常喜爱的度假场所，阳光和海滩形成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旅游开销也不大，每每想起这里，他们都心生愉悦。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部队包围，这也许会使历史学家想起1914年的大战，但在大多数人印象中，萨拉热窝是1984年冬奥会的举行地。据众多驻地记者报道，被包围的萨拉热窝是欧洲的国际大都市，有文明的市民，然而这些市民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早应远去的战争噩梦中。

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对该区域的居民生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但对于其他欧洲人来说，战争不会波及自身才是最重要的。巴尔干半岛的冲突没有扩散。与1914年相比，现在的巴尔干半岛不再是将暴力事件从欧洲外围引入中心的导线。武装冲突的新时代没有到来，至少在欧洲是这样。

尽管巴尔干战争没有扩散为大规模冲突，但也没有显示出掷地有声、致力于团结的欧洲外交政策的作用。欧洲人不时对这场战争做出干预，但并未起到实质性作用，这说明欧洲民众无法也不愿帮助居住在东南边界的人们恢复和平，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旧体制崩塌，新国家成立，中东地缘政治结构发生转变。一些欧洲机构在动荡之中还能缓慢成长，继续生存，实在令人惊讶，尤其是欧盟的巩固以及北约的幸存。正如阿瑟·柯南道尔的短篇小说《银额马》中那条著名的“沉默之犬”，思考这些机构为什么没有发生深刻变革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初欧洲的状况。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开始于1989年的新时代既带来了危险，也带来了机遇，欧洲平民国家的价值观和存在前提接受了考验，但并没有被改变。

冷战的结束威胁到欧洲国际秩序的基础。1990年10月，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边境从政治版图上消失。过去40年来，它一直是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政治冲突的潜在爆发点，也是超级大国决心维持战后状况的标志。统一后的德国尽管仍紧紧依附于西方国家，但其主权已经完全不受外界限制。1个月后的巴黎会议，34个国家到场，北约和华约的成员国签订协议结束了苏联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长久以来的领先地位。但这仅仅只是开始：不久华约解散，苏联解体。诞生于苏联政权残骸之中的俄罗斯联邦仍旧拥有强大的令人担忧的核武器军备，但是曾经威胁西欧的军队已经不复存在了。

柏林墙上的狂欢（图/视觉中国）

1989年后，欧洲权力分布发生了很大转变，难怪约翰·米尔斯海默等政治分析家预测冷战秩序结束后会出现新的体系，他们相信“军事力量的分布和特点是战争或和平的根源”。1994年，“务实主义”国际关系的著名拥护者肯尼斯·华尔兹写道，世界必须学会摒弃过去东西方两极分化带来的“敌我分明的单一性和安抚人心的平衡性”，并学习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生活。华尔兹称，失去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维持的稳定局面后，欧洲国家将“重新找回自己过去的大国地位”。找回之后，国际体系将回到固有的无秩序状态，粉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建立的体制框架。米尔斯海默预测“欧洲发生重大危机和战争的可能性可能会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