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预测相反，欧洲秩序不仅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变得一片混乱， 其制度体系反而愈发强大，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即使是对刚刚统一的德国，这个务实主义者认为最有可能重新追求大国地位的国家，也渴望留在欧洲的制度框架中，因为它在其中实现了良好的发展。事实上，德国的这个愿望还特别强烈。正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于1990年10月所宣称的，“今天，主权意味着可以参与到国际社会中”。欧洲各国没有找回它们之前的角色，而是继续维持40年以来的样子。毕竟这是欧洲人民所期望的，而且现在的状态为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与稳定。

1990年7月，北约政府领导人在伦敦汇集，批准了一个“新战略构想”，以应对“极大改善”盟国安全环境的“深刻的政治变革”。“构想”经扩充后被纳入“和平与合作宣言”，该宣言发布于1991年11月7—8日的北约罗马峰会之后。

文件不仅认可北约存在的重要性，还承认需要重新考虑其主要任务。首先，新的安全环境可以使成员国削减其武装部队的规模，从而更加注重军队的行动速度和灵活性而非前沿防御能力，以及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程度。其次，尽管成员国主张“军事行动依然是必要的”，但是它们已经明显将关注点转向北约的政治目标，包括与北约之前的东方敌对国开展对话，深化与其他欧洲组织的合作。这些改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难以察觉又至关重要的问题： 国际安全的定义有所转变，如今，国际安全更注重维护国际秩序和稳定状态，而不是保卫领土不受侵犯。

因此，冷战结束后的欧洲虽然安全了许多，但仍是个复杂的地方。欧洲各国拥有许多机会和选择，这在苏联于东西方前线部署数十万军队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在这些机会中，最重要的就是调整与美国的关系，长久以来，欧美关系不平等并时常引发争议。

北约自从1949年成立以来，曾面临一个又一个危机。美国与其欧洲盟友在德国重建、法国退出、入侵苏伊士、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尼克松缓和战略与里根战略防御计划等诸多问题上均有分歧。欧洲国家一次又一次地仔细掂量依赖美国的利弊得失，在美军带来的安全保障与美国政策带来的危险中反复寻求平衡。尽管一些欧洲人迫切想就此摆脱美国，但只要苏联还存在，那么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回答德国政治家沃尔特·基普于1972年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其著作的名称：“与美国挥别，之后呢？”

北约（图/视觉中国）

许多欧洲人相信冷战结束后，基普的问题可能会有答案。团结一致的欧洲实力强大到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如果必要的话，还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独当一面。早在1989年之前，欧洲各国便开始着手创建一套新的欧洲制度。1986年，欧共体成员国签订了《单一欧洲法案》，这是自30年前的《罗马条约》以来，欧洲朝联合目标迈进的最引人注目的一步。法案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它将共同体中残余的经济壁垒一律消除，还提议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若干改革。法案最终目标是实现欧洲经济一体化及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指商品、资金和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政治一体化则指国内抑或国际事务中的重大问题都由泛欧洲机构代言。

欧洲一体化的势头没有因苏联的衰亡而中断。1991年12月，欧盟正式成立。成员国签署以签订地点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命名的条约，并进一步扩展了《单一欧洲法案》的内容。1997年10月，欧盟成员国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该条约主要是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行微调并明确了许多欧盟基础性文件的内容，定于两年后生效。8 这些协议均强调提升欧洲在外交事务中地位的重要性。例如，《单一欧洲法案》承诺欧共体会尝试“制定并实施单一的欧洲外交政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则声明，欧盟意图创建“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包括最终形成共同的国防政策，也许会逐渐形成共同防务体系，以此强化欧洲的地位和独立，（以便）促进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

这一宣言的试探性质（也许会逐渐）反映出欧洲人民对于新政策本质看法的不同，尤其体现在新政策对北约的影响上。大量争论后， 欧盟领导人一致同意将“详细制定和实施”安全政策这一责任交由西欧联盟负责，这一组织自1948年成立后基本没有发挥作用。西欧联盟包括所有隶属欧盟和北约的欧洲国家，所以这看似提供了讨论安全问题的中立平台。然而不久后，大家发现西欧联盟的“复活”并未解决问题，反而意味着欧洲在寻求地位和独立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