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北约“和平与合作宣言”正式认可欧洲防务计划启动，同时认可西欧联盟职能的拓展。“新战略构想”承诺“加强联盟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新兴防御组织间的互补性”。

“互补性”的含义很多， 也因此掩盖了欧洲人之间以及欧洲与美国之间深刻的分歧。欧洲能够更多地对自身安全问题负责，美国对此表示欢迎，但美国反对任何与北约竞争的欧洲独立安全机构。对此，老布什政府在1991年2月对其欧洲伙伴做出了警告。欧洲内部也有分歧：英国和荷兰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北约仍然是维系安全的主要机构；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欧洲的安全体制应该更加独立自主。大西洋两岸的所有国家都声称希望欧洲能够更加独立，但这句话的含义和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却大相径庭。

老布什资料图

冷战后，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辩论始于两次国际危机之间。

第一次国际危机是由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起的。科威特国土面积虽小，但石油资源丰富。1980—1988年，伊拉克与伊朗爆发战争，经济蒙受严重损失，因此伊拉克高压政权的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想通过吞并科威特获取其石油资源，借此恢复伊拉克经济。通过占领科威特，萨达姆控制了占世界20%的石油资源，从而对占有30%石油资源的邻国沙特阿拉伯造成强烈威胁。

最初，欧洲人除撒切尔夫人反对以外，都愿意将主动权交由美国，由其建立起广泛的国际联盟来支持打击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包括法国和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派出军队参加联合行动，但北约和欧盟没有参与其中。这次国际联合行动于1991年1月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美国的实力和欧洲对其的依赖性得以凸显。

第二次重大国际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巴尔干半岛冲突。与伊拉克战争有所不同，由于巴尔干半岛处于欧洲范围内，欧洲人根本无法忽视，也不好再交由美国处理。1990—1991年，美国忙于处理欧洲的冷战遗留问题以及波斯湾冲突，因此美国人告诉欧洲人，南斯拉夫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带着古希腊人都会认同的自尊心，欧洲人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挑战。卢森堡外交部长雅克·普斯宣称“欧洲上场的时刻到了”。

实际上，欧洲对于巴尔干半岛冲突的干预并未起作用， 不过是证明了自身的不稳定与分歧罢了。在德国强烈要求下，欧洲各国于1991年年末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独立，这是欧洲人在巴尔干冲突上采取的最具决定性举措。

然而外交上承认这两个共和国的独立等同于鼓励各竞争派系夺取土地，驱逐其他民族，这样做加速了南斯拉夫联邦结构解体，但人们并不考虑接替联邦结构的会是什么体制。同时，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对波斯尼亚人的掠夺性战争也因此加剧。随着前南斯拉夫的长久苦难不断展开，各个机构如欧盟、西欧联盟、联合国以及众多特别小组都试图结束这次流血事件，它们制订了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计划，但最终不过被交战各方玩弄于股掌之中罢了。

南斯拉夫内战资料图（来源见水印）

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欧盟体制掣肘过多，无法给出统一的前后一致的政策。但比起这一弱点，更为重要的是欧洲人没有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对未来的憧憬。各国领导人只是进行谈话，做出威胁和谴责，根本没有采取进一步举措的意愿。一些欧洲政府派遣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时，对参战程度做出了限制性规定，使得士兵陷入无助境地。

欧洲领导人始终站在平民国家的角度看待局势，他们也就无法想象巴尔干半岛正面临的险境，无法理解图季曼和米洛舍维奇等人所做的残忍但理性的算计，正是这些权衡算计使他们选择了暴力手段。欧洲领导人将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原因解释为由来已久的民族仇恨、文明间的碰撞，或是原始暴力倾向，以期逃脱责任。毕竟，这种文化特质根深蒂固，文明世界的人又能怎么办呢？英国首相约翰·梅杰认为“波斯尼亚的冲突是客观不可抗力导致的，没人能够控制”。梅杰的评论使人们联想到了劳合·乔治对“一战”缘起的评论。宿命论往往是失败的借口。

1994年，南斯拉夫流血事件持续了两年多后，巴尔干半岛的状况有所改变。同年2月，美国政府不情愿地开始关注波斯尼亚穆斯林愈发悲惨的境遇。美国领导北约军队威胁塞尔维亚人，如若继续炮击萨拉热窝，它们就轰炸其境内目标。此后不久，波斯尼亚政府与克罗地亚政府达成协议，显著增强了军事力量，打破了军事平衡。民众强烈呼吁美国有所作为，阻止杀戮。面对公众压力，克林顿政府软硬兼施，试图离间米洛舍维奇与其在波斯尼亚的塞族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