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里把这种现象叫做“集体行动困境”：一个总体量很小的团体若特别支持某项政策，其在美国国会的说服力会远超反对方，因为反对者有五花八门的理由、难以形成合力，而支持者的目标明确，可以反客为主。

从美国政治角度，我不认为短期内华盛顿对以色列的支持会改变。此外，福音派基督教徒，尤其是其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特朗普MAGA基本盘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他们而言，支持以色列是特朗普的政治资产而非负担。

最后，关于美国长期卷入的定义，如果按照现在的形式，仅由以色列承担大部分的伊朗打击，美国只提供空袭，只要没有大批美军士兵尸体运回国内，反战情绪就很难被真正激活。越战和伊战留下的教训是：美国公众对战争的容忍度与美军的伤亡数字高度正相关，而外国平民伤亡对他们来说基本不被考虑。这听起来很残酷，但确实就是事实。除非出现导致大量美军直接伤亡的重大升级事件，否则，我认为特朗普因选举压力而实质性约束以色列的可能性较低。

如果说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有什么上限的话，我觉得就是战略约束上限。美国认为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在总实力一定的情况下，美国每投资中东一分都意味着对印太投资减少一分。从现实主义角度看，美国长期卷入中东局势得不偿失。如果以色列要求美军大规模地发动地面入侵，以美军现有体量不足以支持打地面战，那就有可能需要重新征兵。到那个时候，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才会大规模爆发，而且烈度更甚，不是像现在这样主要停留在社交媒体上的“口嗨”。因为恢复征兵是美国人发自内心憎恶的事。大部分美国人不在乎伊朗领袖是谁，只关心是否有美国人伤亡。

但问题在于，以上一切说的都是基于正常逻辑。而亲以游说团的厉害之处就是让美国政客出于私利忽略正常逻辑，即使只是暂时的忽略。

所以，问题不在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否有上限，而在于美国政治体制能否在大量美国士兵丧生之前及时意识到并执行这个上限。如果是这样的问题，我认为答案通常来说是不能，或者至少不够快，不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产生太大影响。

媒体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日已下令，在未来48小时内全力摧毁尽可能多的伊朗军工体系相关设施。图为德黑兰一处遭到空袭严重受损的居民楼。 IC Photo

亲以游说集团存在的作用就是：确保当战略代价变得如此清晰、无法否认之前，特朗普已经做出了承诺。一旦战争开打，逻辑就从“是否消耗战争资源”变成了“沉没成本”逻辑：既然特朗普已宣布这是“闪电战”，是“大胜”，哪怕已经不是事实了，但也得打赢。沉没成本的逻辑将开始主导一切。

观察者网：除了美以关系和游说集团因素，美国的中期选举一般更加关注经济议题，如油价和通胀。如果地面行动未能取得速胜，反而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长期化、油价飙升，民众因钱包变瘪而反对特朗普政府，这种危机感是否会迫使共和党调整对伊策略？

汪英伦：这在逻辑上肯定说得通。中期选举重心在众议院，确实具有本地化特征，代表地方利益，选民更关心即时经济问题。对美国这个没有车活不下去的国家来说，油价最敏感，高油价确实会造成压力。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上的底线（bottom line）没有改变太多。现任共和党众议员和挑战其席位的民主党候选人，大概率不会明显表现出反以行为。逻辑依旧：美国议员首要关心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自己能否当选。要赢就需要钱，光靠口嗨喊“降油价”是不够的。尤其是众议员只是435分之一，对整体政策的影响很小。从自保角度来说，他们最安全的做法仍是不明确反对以色列出兵，不明确反对美国介入冲突。

当然，现在有一些缓和因素，主要是美国的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博主，他们有一定自主发声空间。但我认为，这些媒体对标的受众更多是美国的年轻民主党选民。因为亲以游说团几十年来对美国从上到下的政治生态系统形成了坚固的战略性掌控，紧紧捏着主流发声渠道。虽然肯定出现了扭转趋势的势头，但鉴于亲以游说团强大的政治基础，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我觉得至少需要10年、20年时间，才能打破亲以色列游说团队美国政治的掌控。

最后，统计学上来说，美国众议院在重新选举时，最明显、最大的优势是在任者优势（incumbency advantage），即一个在任议员赢得连任很简单，但是一个没当过议员的挑战者，赢得一个席位比较困难。这一点在美国各级选举都有体现，在众议院最明显。所以种种因素加起来，我肯定会选择站在历史规律的一边，不认为油价会极大影响亲以游说团在美国政治中的权威，当然也不会影响特朗普对这场战争的投入力度。

观察者网：关于以色列决策层中“弥赛亚式”的宗教观念。现实中，伊朗并未因老哈梅内伊遇刺而发生政权更迭，反而出现了聚旗效应，新领导层更为强硬，局势似乎正在朝一场宗教战争演变。假设内塔尼亚胡及其核心支持者确实持有这种主导大中东的弥赛亚观念，随着局势进展碰壁，他们是否可能调整策略？这种宗教观在以色列国内及高层决策中究竟还有多大效力？

汪英伦：我理解这个问题的逻辑，核心观点我是认可的。在常规战争中，如果出现己方伤亡过大，或者敌人变得高度团结和充满斗志，决策者确实会产生及时止损的心理。但我觉得一旦加入宗教因素，牺牲和流血就不再是主要考虑的代价。普通牺牲是人命，是需要算进战争统筹的人道主义成本；但一旦被加上弥赛亚色彩，牺牲就变成了所谓“殉道”，而殉道会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因此，我认为弥赛亚情绪短期内不会在以色列有太大消减。

我查了一些数据。近期民调显示，64%的以色列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存在与《旧约》中的弥赛亚降临有直接关联；45%的人相信弥赛亚会在他们有生之年降临；80%的以色列选民有宗教信仰。

而这里面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年轻选民的宗教信仰都在增强。最近的民调表明，最年轻的50万以色列选民是以有史以来宗教狂热和右翼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的一代人。我们将这一汇集弥赛亚信仰和犹太民族主义的派别称为“圣殿山派”（Temple Mount Loyalist），因为圣殿山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同时也是伊斯兰教圣地）。

在八九十年代，圣殿山派还只是一个边缘群体，以色列政府甚至需要主动监视或打压他们，以防引发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但现在，圣殿山派已成为以色列主流。不仅在民意基础中如此，在安全政策制定者中更是如此。

利库德集团的核心议员，包括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明确表示，以色列的一大目标是扩展犹太人在圣殿山的宗教权利。2025年，内塔尼亚胡任命大卫·齐尼（David Zini）为国家安全总局局长。这个人的意识形态狂热到了什么程度，连内塔尼亚胡之前都觉得他太过弥赛亚主义而不能给他晋升机会，但现在齐尼却执掌了以色列的安全情报机构。这说明，该意识形态已渗入以色列安全情报体系内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3月19日发表视频讲话，否认以色列将美国卷入冲突。 视频截图

就算假设许多以色列人反对现在的弥赛亚主义政策，也不意味着政策必然改变。就像多数美国人也曾反对伊拉克战争，但小布什没有撤军；现在许多美国人反对伊朗战争，特朗普也没有因为首轮斩首行动未达成政权更迭的目标就停手。这里面关键不在于民众怎么想，而在于谁掌握决策机制。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的以色列，决策权掌握在圣殿山派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