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持续一个月，在特朗普反复释放出谈判“烟雾弹”并遭到伊朗“打脸”之际，以色列政府的动向同样引人关注。

3月28日-29日，伊朗首都德黑兰接连遭遇大规模空袭，在美国压兵伊朗的当下，这轮空袭也被看做是进一步施压美军继续升级战事。以色列决策层的终极目标究竟为何？在将美国“拖入战争泥潭”这件事上，以色列有着怎样的盘算与决心？

青年国际政治观察者汪英伦提出了一个观点：内塔尼亚胡政府正试图通过一场精心设计的“双重博弈”，在清除伊朗这一系统性对手的同时，将美国拖入消耗战以削弱其在中东的约束力，从而填补权力真空，确立以色列的绝对霸权。

在这场对话中，汪英伦结合现实主义理论与对亲以游说团机制的剖析，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被“绑架”的内在逻辑。从伊拉克战争的历史镜鉴到中期选举的政治算计，他冷静地指出，除非美军伤亡触及国内公众舆论底线，否则华盛顿很难在短期内摆脱特拉维夫的战略牵引。

以下为对话实录整理。

观察者网：外界大多关注美国以色列宣称要阻止伊朗“拥核”的目标，但您却认为以色列决策层有更深层的终极目标，甚至涉及利用战争同时实现其双重战略意图，能否具体阐述？

汪英伦：目前国际舆论关于伊朗战争的主流叙事，都聚焦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上，但我认为这个叙事框架是以色列精心设计的一种遮蔽物。如果目标真的仅仅是核遏制，以色列过去有很多更有效手段，比如通过震网病毒、定点暗杀或精准空袭等，而现在采取的手段与其宣称的目标之间存在严重失衡。

我认为，以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以色列决策层真正追求的是中东地区的绝对霸权。为此，他们需要同时清除两个地缘障碍：第一是伊朗，这是唯一在意识形态和军事能力上能对以色列构成系统性制衡的区域力量；第二，我认为，以色列想通过伊朗战争拉美国下水，从而削减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存在本身。

3月21日，以色列南部城市阿拉德，救援人员在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现场 。 以色列国防部

这听起来可能违背直觉，毕竟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保护者，但保护者往往也包含约束者的功能。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在海湾有军事部署，华盛顿也与沙特、阿联酋等以色列敌对的国家有独立利益，这些都构成了以色列实现中东区域绝对自由的“天花板”。

受过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训练的人都会明白，以色列追求的不是绝对安全，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权力最大化。任何能约束你行为的外部力量，无论其初衷多友好，在结构上都是你的竞争者。

所以，以色列通过信息操控（或者说难听一点，哄骗），把伊朗包装成一种只有美国地面部队亲自下场才能解决的生存性威胁，然后把美国拖入一场全面战争。然而，美国情报界对于这场战争一直有反对声音，他们知道现代战争中仅凭空袭，尤其是同一个远离美国本土的国家打一场不对称战争时，仅凭空袭是不足以成功的。

内塔尼亚胡告诉华盛顿，伊朗政权因1月份的示威已不堪一击，只需空袭就能引发政权内爆。特朗普听信了这一点，战争随之爆发。但伊朗的人口规模、地理条件和制度韧性决定了这绝不会是闪电战。一旦美军被卷入，出于沉没成本，弓一旦拉满就很难收回，美军会不断地深度卷入。当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在远离本土的情况下，与占据地利人和的对手陷入地面战，这将演变成持续数年的高强度消耗战。

这会同时达成两个战略效果：一是借美国之手摧毁伊朗的国家机器，因为以色列凭自己做不到；二是美国在消耗战中耗尽干预中东事务的财政资源、军事产能以及最重要的——国内政治意志。

回想起来，美军在越战死亡5.8万人，伊拉克战争约4500人，而伊朗不是伊拉克，这场战争的烈度和代价肯定超越前两者。按照以色列的设想，当美国被迫从中东收缩，而伊朗政权也被摧毁时，中东会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根据现实主义逻辑，真空必被填补。该地区唯一具备军事投射能力、长期战略布局能力和制度凝聚力的国家，只有以色列。

届时，海湾君主国面对战争冲击波，需要新的庇护者，而美国随着战略投资变少，已无力提供保护，以色列便可顺理成章接管角色，成为中东地区新的绝对霸权。

最后我还有一个深层维度：认为内塔尼亚胡的决策带有弥赛亚主义意识形态底色。在他眼中，美国是犹太人为了民族复兴而必须克服、征服的“罗马”。摆脱美国控制，相当于是在完成一种犹太民族背负使命的神学叙事。这种现实主义的利益算计加上末世论的使命感，在内塔尼亚胡身上形成共振。所以，他选择打这场仗背后，其战略冒险的烈度和决心可能超越旁观者的理性预测。

观察者网：综合各方消息，美国确实正在开展一系列围绕地面行动的调动部署，地面战已经呼之欲出。但我想反问一下：美国是否真的已被以色列完全“绑架”？考虑到中期选举、国内民意及可能出现的巨大伤亡，美国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不顾以色列要挟而停止行动？

汪英伦：这个问题非常好。要回答它，先得了解美国作为头号大国为何会被以色列这个小国要挟，这个机制是如何开始的。我引用米尔斯海默教授《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中的观点，所有支持以色列利益的游说集团统称“亲以游说团”，最具代表性的是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

亲以游说团的厉害之处在于两点：一是极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二是财力优势，这对竞选资金影响显著。美国选举是靠钱砸出来的，亲以游说团可以直接告诉候选人：“如果你不采取亲以立场，我就把所有钱投给你的对手。”这种机制导致很多竞选者即使私下不满，公开场合也不得不坚定支持以色列，因为政治代价不对等：反对以色列会遭遇组织严密、财力雄厚的集团围攻，而反作用力却无法维持平衡。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当前这场战争“既不是伊朗的战争，也不是美国的战争”，是以色列把美国推向冲突。 塔斯尼姆通讯社

因此，涉及以色列议题时，我认为华盛顿正常的多方政策辩论机制被严重扭曲。这里最好的例子不是现在的战争，而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亲以游说团，那场战争很可能都打不起来。

我在美国学政治学的时候，大家都开玩笑说小布什差不多就是个傀儡，是“发言人”，实际上进攻伊拉克的决定是他的副总统和五角大楼一起定的，当时五角大楼的二把手保罗·沃尔福威茨和副总统切尼的幕僚长刘易斯·利比，都与亲以游说团交往密密。美国的官方说辞是为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已经成为知名段子了，包括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展示试管的画面。

其实真正目标是移除萨达姆，因为他对以色列是巨大战略威胁——伊拉克在海湾战争时期曾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资助巴勒斯坦组织，并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公开资助自杀式袭击者的家属。沃尔福威茨当时强调，要在巴格达建立亲美民主政府，以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联动叙利亚和伊朗变得亲西方。如果美军占领伊拉克，就能与以色列对大马士革形成左右包夹之势。

而如果以伊拉克战争作为前车之鉴，那么这轮美以伊冲突的前景比较悲观。美军在伊拉克待了8年半，耗资两万亿美元，伤亡加起来3.6万多人。即使在面临金融危机，可以说比较“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小布什也从未选择撤军，直到奥巴马时期才撤离伊拉克，这足以说明亲以游说团的影响力。

有人肯定会说特朗普不是小布什，而且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民众厌战，亲以游说团的势力应被削弱。但从伊拉克的案例看，即使战略逻辑非常薄弱、国内厌战情绪高涨，亲以游说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控制依然强硬。因为美国大选归根结底决定性因素是金钱，不是人。事实是，亲以游说团在统筹资金、规划竞选投资的效率和机动性上远超反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