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七人普数据表明中国人口总量（存量）还有141178万，中国还是世界头号人口大国，但是从人口变化的动态来看，我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因为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比2019年的出生数1465万下降了200多万；2020年的死亡人数尚未公布，但2019年的公布的死亡人数是998万，由于人口老龄化会的影响，估计2020年死亡人数在1000万以上，也就是说2020年出生扣减死亡得到的自然增长不足200万。根据出生下降的趋势，我国出生人口在2021年或2022年将下降到1000万以下，意味着我国人口将开始负增长；人口负增长一旦开始，很可能持续到2100年以后。

人口负增长或人口缩减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如偏远地区有大量的村落或者城镇化地区被废弃，这些地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维护将面临困难，且这些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和投资收益将越来越低。再如5G有很多优点，但由于其基站数量是4G的4倍，所以只能首先在人口密度较高的沿海城市地区建设；人口稀疏的地区由于用户太少、运营收入少，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在这些地区就难以普及。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人口对国家和地区的未来的发展举足轻重。

图自大公网

观察者网：确实，在国家统计局公布“七人普”数据前，已经有很多关于“人口达峰”的讨论。您前面谈了不少关于老龄化的问题，如果对比“六人普”和“七人普”的新生人口数量和老龄人口数量，可以发现老龄人口的数量增长高过于新生人口的数量增长，所以老龄化的另一面是少子化。这两年国家出台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但起到的作用非常微小，比如“七普”公布的二孩占比、育龄妇女生育率，都有明显下降。您怎么看少子化问题，为什么鼓励生育政策收效不大？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群体是否需要一些弹性政策或调动社会资源进行补充？今年初国家卫健委回应在东北试行全面开放生育，很多人觉得这一步走得慢了，您怎么看我们国家在放开生育政策上的一些考虑？

左学金：目前我国对生育数量仍有限制，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实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以后，生育三孩或以上还会面临一些问题，如需缴纳社会抚养权费，甚至还有辞退公职等其他处罚。

根据本次普查数据再次确认的人口变动趋势，我认为应该尽快取消对公民生育数量的限制，因为目前我们的生育率已经低到1.3，甚至比日本目前的1.4左右还要低。在低生育率已经成为我国未来人口变动的主要风险后，限制生育数量的政策需要尽快改变。

我个人认为，应尽快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或者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与《妇婴保健法》合并衔接起来。我们的出生人口数量已经很低，人口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今后社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保家卫国的战斗部队都仰赖出生人口成长为中青年人口。所以，取消对生育数量的限制是首先应该考虑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中央已经在考虑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做出修订。

有人认为，既然放宽生育政策也不会显著提升生育率，那么修订计划生育政策也就不重要了。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生育控制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已经式微，那么何必需要继续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呢？更何况大家已经认识到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生育率过低，已经在讨论如何鼓励生育。

其次，我们确实出台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子女教育费用可在应税额中作为专项附加扣除。这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意图，但是当前鼓励生育的具体措施还是比较有限的，尤其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再比如，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方面家庭负担的费用还比较重，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就更重了。可见，鼓励生育政策涉及的面很大，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

第三，根据其他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韩国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实施鼓励生育政策的情况来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效果非常有限。低生育率是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妇女受教育程度与工资收入的提高，双职工家庭，激烈的职场竞争，住房与教育成本攀升，这些都是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现象，促使生育率下降。这一经济社会变动的大环境使得鼓励生育政策施展空间有限。通过鼓励生育政策从根本上扭转低生育率的政策思路在现实中难以实现。

资料图来自东方网

但是，鼓励生育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鼓励对人力资源的投入，是国家加大对下一代人力资源的公共投入，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以即使政策效果有限，我们也要努力去做。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生育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光靠某个层面发力其实很难起到推动作用的，比如延长产假这件事，牵扯到资方、劳方等各方利益问题，即便上面有政策，到下面推行起来也很困难，甚至加大招工用工方面的不平等。

左学金：确实有这方面矛盾，如果产假福利非常好，那么另一方面会加大女性就业的困难度。因为有些企业可能不愿意招收尚未生育孩子的妇女。

观察者网：对于这两个问题，就我们现在生活的城市上海来看，其实都非常严重了。结合目前全国超大城市或一线城市的现况来看，现阶段在老龄化政策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可以落实？效果如何？

左学金：上海户籍人口的老龄化是走在全国前列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非常低，去年已经降到0.8以下。1993年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上海户籍人口都是自然变动负增长，即户籍人口的出生数少于死亡数。因此上海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程度特别严重，2019年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18.12万人，占户籍总人口35.2%，每三个户籍人口中就有一个多老年人。

但是另一方面，在上海常住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大量外来人口进入上海，约90%都是劳动年龄人口，非户籍常住人口在上海的就业已经超过户籍常住人口，其中一部分人还在上海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所以他们帮助上海缓解了老龄化带来的一些困难，冲淡了上海的老龄化，使上海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显著低于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

但新的情况是，出于资源环境保护的考虑，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500万左右，上海的老年人退休以后难以让更多的劳动年龄人口通过迁移流动进入上海，上海的老龄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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