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新的港深“前店—后厂”模式

纵观全球，任何港口贸易的发展都依赖于腹地经济的滋润，比如新加坡植根于南亚、东南亚经济，鹿特丹则以西北欧为依托。因此，香港的发展无时无刻不与内地密切相关，这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得到了十分充分的体现。

图3-7 20世纪80年代香港转口贸易再次兴起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

就香港而言，1980年年初，制造业在本地的发展受到空间狭小、资源短缺、成本高涨、竞争激烈等因素严重阻碍。因此，借助珠三角的巨大优势，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迫在眉睫。对于内地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使得资金监管较为严格。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各大金融财团纷纷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并以此为跳板打开内地市场，这对于香港金融中心建设无疑是强心剂。1986年，香港证券市场的交易额悄然从1969年的25.46亿港元攀升至1231.28亿港元，“纽伦港”格局初现。

数据显示，1979—1984年的大多数时间里，GDP增速均在20%甚至30%以上，20世纪90年代香港的服务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超过80%。或许恰如歌曲《我的1997》所描述的：“香港，香港，怎样那么香？让我去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

港深两地合作为深圳带来的效益是可观的，甚至是惊人的。深圳市前副市长邹尔康曾用几个数字描述1979年的深圳：工业产值6000万元，农业产值1100万元，两者相加，还不到2014年深圳GDP的两万分之一。邹尔康因此诙谐地说道：“老百姓都夜不闭户，一是因为民风好，另外也没有东西可偷啊。”事情的转折点也恰在这一年。在20世纪80年代，深圳GDP增速只有一年没有达到30%，超出50%的有6年，最高增速为83.53%，平均增速破天荒地达到52.11%。即使90年代的前5年，其GDP平均增速也高达40.66%。

现在看来，当地政府颇有远见地通过“三来一补”形式，将电子、机械、五金、化工、塑料、纺织、服装、玩具、食品等香港主要制造业部门悉数吸纳，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性作用。1985—1995年的数字显示，香港每年在珠三角投资于制造业的资金由5亿美元增至58亿美元，年均增长达到27.5%，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和生产线转移比例高达70%—90%。因为迁移企业的主要是生产基地，所以依然和香港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背景下，香港保留并扩大了为工业提供各类生产服务的功能，从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前店—后厂”地域分工模式。部分学者统计，这一时期参与“后厂”服务的企业约占香港服务业的60%。在这个过程中，深圳不仅学习了先进技术，还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走上市场经济道路提供了种种可能。

图3-8 前店—后厂模式

资料来源：薛凤旋，《都会经济区：香港与广东共同发展的基础》，《经济地理》，2000年第1期

深圳市原市委书记李灏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中央领导认为，深圳就这么小一块地方，并不要求实现多少GDP，向中央上缴多少财政收入或者是创造多少出口外汇，重要的是为开放、改革探索，创造新经验。

“特区不做好改革探索工作，无论搞了多少GDP，都不能说完成好了特区的任务。”

话是这样说的，深圳确实也是这样做的，而接下来的改革无时无刻不体现着香港的身影，比如取消粮票、打破铁饭碗、工程招投标、用工合同制、效率工资、土地使用权拍卖、房地产商品化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深圳就是吃着香港的“螃蟹”长大的。

“炒鱿鱼”从深圳传到全国。当时，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刘天就在深圳成立了第一家港资宾馆——竹园宾馆。由于服务人员态度和服务水平不高，开业几个月后住客越来越少。刘天就向社保部门领导反映：“劳动工资制度非改不可，再不改我的老本都要蚀光了。”他建议实行合同制，让员工能进能出，称职就留下，否则就走人，用香港话来说就是“炒鱿鱼”。

时任深圳市劳动局局长的张文超组织调研组在蹲点调查后，提议以竹园宾馆作为用工改革试点，率先打破固定工制度，采用劳动合同制，并让企业享有用工自主权和工资分配自主权。就这样，在新制度试行一年后，竹园宾馆在1982年的纯利润比1981年翻了一番。

1983年，《深圳市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和《深圳市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暂行规定》分别出台，深圳成为内地第一个实行劳动用工合同制及社会劳动保险制度的城市。可以说，深圳的做法打开了全国劳资关系改革的闸门。

另一边，深圳土地财政改革缓缓拉开序幕。

这还要从1980年的一场大雨说起，两个小时之内，罗湖一带就变成了汪洋。大雨过后，时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叫来工程师们，估算“五平一通”成本，结果发现，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近20亿元，加上根治罗湖水患需要的巨额资金，这对于当时的特区简直是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

时任深圳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回忆说：“香港人启发了我们，香港财政收益三成以上都来自土地拍卖。于是我们就想到了租地的方法，用土地换资金。”1986年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调研组成立，课题是“如何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能不能拍卖土地”。

1987年12月1日，深圳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开启了政府先征用土地，再出让给市场，以地换钱的模式，做到了用3000万元原始资本撬动76.3亿元的基础建设投资。而在拍卖举行前夕，现场来了一群特殊的嘉宾，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建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以及来自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这个被很多人形容为“后无来者”观摩团的到来，表明了中央对这种“吃螃蟹”行为的支持。即便如此，深圳的做法还是招致了种种诘难。深圳市原市委书记梁湘，甚至被有些人批判为“20世纪80年代的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