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改革的重点，一直是中职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则要滞后许多。新中国成立后，原本设立的高等专科学校，要么停办，要么被并入本科，或降为中专。直到改革开放后，普通高校元气大伤，升学矛盾过于突出，一些大、中城市才开始试点举办一些三年学制的新型高校，那时候叫做短期大学、联合大学或走读大学。

1980年，金陵职业大学等首批13所职业大学成立，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终于正式起步。1982年，国家“六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试办一批“花钱少、见效快、酌收学费、学生尽可能走读、毕业生择优录用”的专科学校和短期职业大学。这二十四字定语，差不多就是之后十多年里，决策者对于“高职教育应该怎么办”所有的共识。这种高层次职业教育的目标思想、设置规范、学制课程、教学方式、师资经费，乃至法律地位，都是90年代中后期才逐步明确下来。

制度方面不完善，是其一，另一方面，那个年代的高职院校，不但数量少，而且办学的主要目标，是高中之后的分流。也就是说，它们是给没能考上大学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做就业准备之用，中职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都是直接进入就业市场，能继续深造的很少。到1998年，中职毕业生中进入高职学习的比例，也只有3%左右。退一步讲，哪怕读了高职，之后的路也是“断头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职业教育在专科就到顶了。

而从一开始，“专科”在我国就不只是种“学校类型”，更是一种“办学层次”，天生比本科院校低一级，经费分得少，招生批次也只能往后排。而且这种“低一级”，由国家政策文件明文确定，甚至是“锁定”的。比如说，198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就规定，高等职业学校，“主要培养高等专科层次的专门人才”；1989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暂行规定》又指出，“高等专业学校和短期职业大学不得设置本科专业”。后来大量高职院校招生困难，意图以“升格”来吸引生源，有关部门多次出台“限升令”，并要求高职院校压缩学制，三年改两年，这样就能和本科院校相区别，“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

所以，一旦进入中职这个门，读的是“差学校”，工作又没保障，如果去升学，上升通道有限，天花板也低，可以说是承受了经济和教育体制的双重挤压。而恰恰是此时，普通本科院校开始扩招，上大学变得容易了许多。此消彼长之下，更多人想去读高中、考大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时代变了，政策却有惯性。中职的招生规模连年下降，教育部门强制分流、保住生源，但也扭曲了正常的中职教育体系，彻底搞臭了中职的名声。

讽刺的是，这种“五五分流”的政策，本来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有足够多的技术人才。有些教育部门的领导是这么想的：根据国际经验，学术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最好是2:8，初升高的时候，一半升入中职，剩下的一半在高考的时候，再有六成去读大专高职，这不正好就是2:8？

可惜正是这种“只看数字、无视公平”的做法，严重破坏了职业教育的基础。只要政策之手一松，“普职比”迅速反弹。2013-2022年，中职学校数量十年累计减少3039所，招生累计减少249万人。2020年，普高和中职的招生比已经达到了6:4，而2021年，由于中职学校锐减2571所，“普职比”猛涨到7:3。

这还只是在校生比例，不是毕业生比例，没有考虑到中职学生的辍学率要将近30%，远高于普高的5%上下。而高等教育方面，20-24岁人口中，获得本科学历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专科。看来“学术型人才”的数量，大有超越“应用型人才”的势头。

职校教育由盛转衰，起因是经济体制转型，引发的择业方式变化，但一衰再衰，衰成了“L”型，遭到全社会系统性地歧视，锅却不能只甩给经济。经济转型了，我们的育人和选才制度并没有做出相匹配的调整。教育改革不但严重滞后，还越改越偏离正轨。读职校的人少了，就五五分流，考大学的人多了，就本科扩招，考研的人多了，就研究生扩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后一看：中职打螺丝，高职标数据，普高跑美团，本科开滴滴，脱下长衫卷起袖，读完硕士再打工，试问学历几个钱，在外还得靠父母——倒是层级分明了。

职校生被踩在最底下，就业没保障，技术学不到，还要被拉去打螺丝，一颗一分钱，学校分一半，那么谁还会对读职校抱有半分期待？请继续关注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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