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普职分层与普职失衡

上面讲的，其实是一种横向上的区别。理论上讲，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只是在教学的目标和内容上有所不同，并无上下之分。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实当中教育不只是“教书育人”，在某种程度上还起到了筛选分层的作用。在实行教育双轨制的国家，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是两套不同的教育体系，一般从中学开始做出区分，有的国家是初中，比如德国，有的是在高中，比如中国、日本和韩国。

以中国为例，初中毕业后，一部分人会进入所谓的“三校”，毕业后直接工作，或者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另一部分，则会在普通中学就读，毕业之后，有的继续念普通高校，有的则转入大专、高职。这里面每一次的分叉，就是我们常说的“分流”。

这两条轨道，虽然终点都是就业，但就业的前景不同，能获取的教育资源、转轨的难易程度也不一样。人人都想进入就业前景好、选择更自由的轨道。如果两轨之间是“单向阀”，只有念了普通高中，才能读普通大学，获得学位，拿下体面工作，那么也就无怪乎大家都想往这根轨道上挤。

这种情况下，如果普通高中的资源有限，或者人为地对普高招生施加限制，那么这根轨道上的竞争就会变得非常激烈，分高的才能留下，低的只能被迫“转轨”。久而久之，便会形成普高多“好生”、中职多“差生”的格局，而生源上的差异，又会进一步影响教育资源的分配和校园的氛围，扩大教学质量的差距，加剧两者在最终就业上的不平等。

最后的结果是，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不再只是“分类”，而是分层。“分流”不再是一种对未来的自主选择，而是变成了一种被动的淘汰机制：去读职高、高职，不是因为你想，而是因为你读不了普高，才不得不去。

分类变分层、分流成淘汰的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职业学校的歧视，其实每个采用双轨制的国家都存在，但某些特殊的国情、制度会加重这种情况，比如说教育资源的分配存在地区性和阶层性的不平衡。再比如说，用行政手段强行让部分地区“中职和普高招生数大体相当”。这种做法严重伤害教育公平，阻碍阶层流动，将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和贫困家庭学生，系统性地排除在了高等教育大门之外。

然而，它的危害还远不止如此。它让从职业学校走出来的学生，被打上“失败者”的标签，在升学和就业上处处受歧视。它恶化了职业教育的质量，强化了社会对职校学生的刻板印象，让更多的人对“读职校”避之不及。

当然，“普职结构”出现失衡，原因并不只出在“普职分层”。职业学校本身的培养模式也存在问题。这里就要讲到，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的第三个重要区别，在于办学主体。

职校学校教育，其实是一种“三元”教育。它的办学主体，其一在学校，其二，则在企业。这点在我们国家可能体会得不明显，但在职业教育体系比较成熟的国家，企业才是其中真正的主导者。

比如说德国，在法律里面就规定了，企业是职业教育的第一主体。职业学校的招生由企业说了算，企业和学生签订为期三年左右的教育合同之后，学校才录取。学生学什么，也是企业说了算。行业内的新需求，技术上的新标准，企业会第一时间给到学校，定制教学内容，招聘对口教师；学生在实习、工作中的不足，企业也会及时反馈，让学校改进。

当然，企业在拥有这些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提供教学经费，负责实践教学。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企业方面承担了培训费用的70%左右。学生每周只在学校上8-12小时的课程，70%的时间都在企业实习。

另一方面，职校学生在学习期间就可以给企业创造价值。不是说你学的软件设计和应用，我让你到电子厂打螺丝，一个小时二十五，你拿十六我分九，而是真的进入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有师父带，一边干活一边学技术。对企业来说，虽然实习生效率低点，但也是个人力，成本肯定比用正式工少，订单多的时候可以顶上，订单少的时候也不会增加负担。

说到这里，肯定有读者要反驳：这也是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啊！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但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根本性的区别：

第一，学校并不从中获利，更不会做劳务中介的生意。实际上，许多国家的中职也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学费，也不差钱。公立的，政府给钱，私立的，企业出钱，政府再减税给补贴。

第二，真正的实习，首要目的是学习。学生在实践中学到东西，逐渐成长为企业需要的人才，这是双方利益的主要契合点。先要满足这个条件，其次才是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一方打工赚钱，一方用工赚钱。

当然，前提之前还有前提——国家得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才行。有一说一，如果企业真的深度参与学生的培养，并且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那么让学生去打螺丝——不管是给别人打，还是给自己打——绝对是赔本买卖。

企业来主导办学，对企业的好处多，对职业教育的好处更多。企业这边，是定制人才，而学生这边，不但能学到市场最需要的技能，而且毕业之后工作包分配，不至于“毕业即失业”。

不过，企业办学有一个很大的障碍。这是一笔长期、巨大的投资，除了少数“巨无霸”，绝大部分企业都无法独立负担。说实在的，培养一个学生要三到五年，许多企业能不能经营三到五年都是个问题。而无论在哪个国家，这样的企业才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

在我国，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了8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在德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7%，就业人数占60.8%。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它们都不能被排除在职业学校教育之外。而它们的参与，就需要另一个组织的介入，它就是“三元教育”里的第三元——行业协会。

为解决单个中小企业无法独立办学的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起，德国的各大行业协会，就开始组织中小企业联合成立跨企业的培训中心。培训中心面向行业协会的所有企业会员，和职业学校深度合作，负责职业教育中的实践教学。它帮助了中小企业实现了培训师、设备、场所、岗位的共享，大幅降低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门槛和费用，非常受欢迎。到2005年，德国已经成立了955家跨企业培训中心，提供14.4万个企业培训岗位。

除了成立培训中心之外，德国的行业协会还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制定考试大纲，对学生进行测试，颁发职业资格证书。而德国的绝大部分行业，都形成了严格的行规，对从业人员坚决要求持证上岗，没证的企业不收，哪怕学历再高、有“名校光环”的也一样。

另一个作用是监控成员企业的实训，一旦发现违规的，就会收回培训权，并且进行处罚。行业协会还专门有一个职业教育委员会来处理这些事情。委员会的成员里面，雇主、员工、职业学校教师的代表各占三分之一，配置也是比较科学的。

我们把职业学校教育和普通学校教育，做了一个比较。虽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就业，但从实践上来说，它们在教学内容、就业前景、办学主体上，有非常大的区别。仅靠普通学校，无法满足职业人才培养的需求；而“普职分层”的现象，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放任、甚至人为地去加重这种“分层”，则会引发对职业教育的系统性歧视，最终导向“普职结构”的全面失衡；如果缺少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参与，职业教育就是纸上谈兵，无法发挥出它最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