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衰及成因

职校在中国，有一段相当长的“光辉岁月”。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引入了很多现代化的工程。为了快速填补人才缺口，国家把重心放在周期短、重实用的中等职业教育上。中央和地方的工业、交通、农林、财贸等经济主管部门，创办了一批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培养技术员和管理干部。劳动部门所属的企业建立技工学校，培养面向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比如车工、钳工等。

这两类学校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当时又是包分配，考上学校就等于有了稳定的工作，所以初中生毕业能考上中专和技校，那真是举家欢庆。

1958年，天津国棉一厂出现了第一座“半工半读”学校。这种“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模式，很快在城市和乡村推广，让更多人有了受教育、学技能的机会。到1965年，我国已有中等职业学校7294所，是解放前的将近10倍，在校生126.65万人，占当时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53.2%。

不过，这是中等教育的情况。相比中职的热火朝天，高职的发展并不乐观。建国之初，原本设立的高等专科学校大部分被并入本科院校或降为中专，少部分被撤销。1953年，全国高等专科院校仅余29所，到了1964年全，国专科学生仅2万余人，占本科学生总数的3.4%。

然而，在“文革”期间，无论是中职还是高职，都遭受了重创。职业教育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双轨制”的标志，大批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被迫停办、撤并，或改为普通高中和工厂，农业中学和技工学校受损更加严重，几乎全军覆没。到1970年，高中阶段学生中，中职学生的比例下降到了1.8%，“普职比”严重失衡。

改革开放后，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各条战线都痛感人才之匮乏。生产线上面，有技术的工人都找不到几个，对招来的新人还得进行两三年的学徒培训，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文革”中还施行了“顶替上岗”政策——只要父母在厂里工作，哪怕没技术、不培训，也可以进厂上班——工人素质下滑非常严重，很多国企对此反映强烈。另一方面，高中毕业生除少数升入大学外，每年有数百万人需要劳动就业，但又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和技能，对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学校教育也得以重启。当然，重点仍然在中等教育。

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强调，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1980年，中央书记处指示教育部：中学的结构改革是个很大的问题，非改不可；高中毕业生要经过专门训练，才能进工厂当工人；将来的工人都通过技术学校、职业学校招。10月，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颁布《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把一部分普通高中，转为职业技术学校。山东、北京、上海等地率先试点，将普高改为职高，或在普高里办职高班。这样，我国中等职教中的“三校”：中专、职高和技校，终于都齐全了。

在国家的全力推动之下，就在当年，中国一举出现了3314所农业中学和职业高中，再加上恢复办学和新建的3069所中专、3305所技校，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从1979年的183万上涨到224万人，而普高学生则从1293万下降到了970万，普职比接近4:1。

1981年，国家领导人指示，“根据城市就业的需要，能否将三分之一的普通中学改为职业学校，力争今年就着手办”。此后，“三校”教育，尤其是当中的职业高中，得到快速发展，到1985年，中专、技校和农业、职业高中的在校生分别增长了26.4%，9.1%和4.8倍，总人数达到416万人，而普高学生只有741万人，比1980年又减少了229万，普职比已经接近3:2。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这是高中阶段“普职1:1”的目标，首次在政策文件中出现。为什么是1:1呢？主要的原因，是当时职校的发展势头确实不错。

八十年代，大学录招生人数比刚恢复高考那会儿略有上涨，但也有限，可以说，纸面上录取率的提高，全靠分母在缩小。去读普高，毕业之后大概率是上不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读职校就不一样了。中专、技校以国办和企办为主，生产和教学高度融合，而且包学费、包分配，毕业后还有干部身份，生活上显然更有保障。

而职业高中虽然不包分配，但当时百废待兴，社会对职高学生的需求很大，他们毕业后是不愁找工作的。比如说，改革开放后，北京办了很多饭店，需要厨师、服务员，这些都从职高招人。

此消彼长之下，当时的社会现实就是“普高招不满，职校成热门”，哪怕国家不干预，普职比都在往下降。前面说的3:2，是全国平均水平，在发达地区，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1:1。比如说上海，中职生的占比就达到了52.7%。在这种背景下，有关部门结合劳动力需求、高校招生规模等因素，做了一个测算，还广泛征求了国际专家的意见。据当时的主管领导回忆，有德国专家建议职校学生应该达到70%，他们觉得太高，最后还是提到了50%。

有一说一，压缩普通高中，发展职业学校，让普职比维持在1:1，在当时是符合市场需求、适应时代潮流的做法。政策实施的效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到1990年底，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已发展到1.6万多所，在校生超过600万人；高中阶段，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的招生数之比已接近1∶1。但很快，那些有利于职校发展的条件就全都逆转了。

90年代后，国企改制，国家不再给毕业生分配工作，“包分配”变成了“自主择业”，而已经在企业里捧着“铁饭碗”的工人们，也迎来了“下岗”的迎头痛击。转型的阵痛，让我们的很多父母辈都确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学技术、当工人是没有保障的。

与此同时，国家实施了现代企业制度，把企业的社会职能全部剥离了出去。企业开始只管生产经营，不再办学。校企分离，客观上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但却一刀切地把企业和职校也分离了。职校在经费、师资、实训资源和就业前景上，都失去了企业的支持，本身又不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从政府这里拿到的资源有限，处在“爹不疼、娘不爱”的尴尬位置，不但没钱，还没人管，教育质量开始大滑坡。

这是经济上的不利条件。在教育体制方面，80年代的教育结构改革本身也不完全，还留有不少隐患。首当其冲的，就是在把大量高中改为职高的时候，各地几乎都是挑办学条件最差的中学来改，如果上面要求三分之一，那就一定是倒数三分之一。这不但让“三校”之中，当时占比最大、且没有上级行业企业庇护的职业高中，先天上又矮了别人一截，还直接给社会建立了一种印象：职业学校就是最差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