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我们之前看到，美国在去年年底进行了利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转向，从此前的降息并逐步缩表，转为只降息不缩表，甚至还进行某种程度的变相扩表。同时，美国的私募信贷市场在这一轮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了限制赎回的情况，也引发市场对美国私募信贷的担忧。如果未来局势继续发酵，尤其是在大家担心美国在哈尔特岛、格什姆岛这些波斯湾重要岛屿登陆的情况下，海外美元的流动性问题，会不会进一步传导到美国国内？

杨长江：我的感觉是，特朗普这次是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在没有获得充分授权、内部也没有经过充分筹划和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发动了这次针对伊朗的行动。

他现在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自己的如意算盘彻底被打破。特朗普一直将美国经济的问题归咎于美联储，想逼迫美联储降息，想通过降息干预经济，营造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繁荣局面。但这次伊朗危机的爆发，让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这场危机不能在短时间内结束，石油价格的暴涨势必会引发通货膨胀。

届时美联储面临的，将不再是要不要降息的问题，而是要不要为了抑制通胀而加息的问题。目前美联储采取的还是按兵不动的观望策略，但不管怎样，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已经大幅降低，而危机爆发前，市场对降息的预期还非常强烈。

所以对伊朗危机的处理，已经对美国造成了不小的损伤。无论短期内美国能否和伊朗达成协议、实现自身目标，其军事力量相对脆弱、安全承诺不可信、无法为全球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等问题，都已经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这对美国来说，形成了近忧和远虑。近忧就是通货膨胀的概率大幅上升，降息的概率大幅下降，一旦通胀形成，甚至引发高利率，美债的可持续性就会出现极其严重的问题。同时市场压力难以缓解，市场对风险的定价会进一步提升，恐慌性的流动性收紧会全方位扩散。

私募信贷市场和流动性状况息息相关，如果流动性没有那么紧张，金融环境没有持续收紧，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平稳度过；但如果加息等政策落地，市场持续收缩，私募信贷市场就可能出现大问题，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关注美国私募信贷市场风险的原因。

美以伊战事表明美国无力保证地区投资安全

而美国的远虑则在于，特朗普妄想通过打出安全牌，彰显美国的强权地位，巩固美债的全球安全资产地位，但恰恰是这个行为，让各国对美国的安全保障能力产生了质疑。多重因素叠加，未来的全球金融市场，会进入一个风险更高发的阶段。

观察者网：如果未来出现比较大的危机，甚至是2008年级别那样的危机，美联储会选择降息还是加息？

杨长江：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美联储的权衡，就像老话讲的“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美联储现在非常为难，一边是经济增长，一边是通胀和危机，很难平衡。如果危机没有严重到系统性危机的程度，没有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级别，美联储是不会降息的。

观察者网：2026年1到2月之间，人民币对美元实现了加速升值，但随着美以伊战事的爆发，全球对美元的需求暴增，美元指数出现了反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回落。您如何评价这一轮危机中人民币的表现？未来在各类金融风险高企的背景下，人民币的走势会如何？对于未来人民币的角色重塑，您有什么看法？

杨长江：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处于相对有利位置，因为中国经济韧性已历经多次市场风浪考验，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显著提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我们能看到，近期人民币汇率走得非常稳。

其实人民币短期大幅升值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人民银行为了防范人民币过度升值，已经采取了降低外汇风险准备金等一系列措施。所以目前美元有所走强，人民币升值的节奏放缓，其实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经过过去几年的反复考验，市场已经形成了共识，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经济整体保持发展态势，没有金融市场的重大负面因素，人民币汇率就会保持稳定，这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在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从伊朗危机这件事来看，对于中国而言，前面我们说货币国际化需要“枪杆子”和“秤杆子”两条腿走路，现在我们也需要让这两条腿都迈出去。

从“秤杆子”的角度，我们要为人民币的跨境交易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更多境外交易者感受到使用人民币交易的便利性。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的各项功能，推进人民币使用的便利化、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性，进一步提升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水平，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等新兴支付工具和方案。

而从“枪杆子”的角度，我们要让中国为世界提供安全资产，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战略目标。最近《国际政治经济学杂志》上有一篇专门研究美元特殊地位的文章，其中提到，美元的特殊地位背后最关键的问题是全球安全资产的供给不足，这也让美国陷入了两难。

如果扩大美债发行以满足全球需求，美国的国家财政可持续性就会出问题；如果不扩大发行，全球对安全资产的需求又无法得到满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国债有望成为未来的国际安全资产，这不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更是我们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迫切任务。

那么，中国国债成为国际安全资产，还有多远？其实距离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远。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但在债券市场，我们的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其实是比较高的，国际上的主要机构投资者基本都能便捷地进入中国债券市场。那为什么中国国债还没有获得全球市场的广泛认可？首先是国债的规模问题，我们的国债规模还是太小了。

现在有不少研究指出，需要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优化政府债务结构，也有研究认为，国债规模过小，不仅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的发挥，也影响了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构建。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国债规模过小，直接制约了其成为国际安全资产的可能性。所以扩大中央国债的发行规模，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同时，我们还要大力完善国债市场的生态，丰富各类金融工具，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打造一个有深度的国债市场。

另外，从美以伊战争能看出，在国际货币的形成机制中，一个国家的安全保障能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对货币国际化至关重要。中国一向行事低调，但如今就像我们无法通过韬光养晦来减少外部压力一样，我们也不能一直以过于低调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

菩萨低眉和金刚怒目需要相结合，中国一直强调不惹事、不怕事，在关键时刻，我们要敢于亮剑，展现中国的力量。这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让中国资产获得全球市场的认可，都至关重要。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您之前一直强调数字货币尤其是稳定币在新时代美元霸权构建战略中的重要性，对于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杨长江：前面我们说到，中国要为人民币的国际贸易、投资融资提供更多服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数字人民币的供给。

中美两国在数字货币领域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目前不允许境内发行稳定币，选择以央行发行数字人民币的方式，推进数字货币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我们的优势在于，央行发行的数字人民币，其安全性是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无法比拟的。

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央行数字货币发展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尽快形成数字人民币的市场生态，这需要商业银行乃至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进来，让数字人民币真正实现商业化。我们传统的金融体系，也就是中央银行加商业银行的模式，有着巨大优势，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打破原有模式的创新动力不足。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基于区块链的金融体系，是未来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点全球各国都没有争议，争议只在于发展路径的选择。美国选择的是商业稳定币的路径，这种路径有其优势，也有弊端。

弊端在于，商业稳定币并非由美联储背书，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但优势也很明显，商业化的动机充分，市场参与主体众多，是一个更为开放的体系，非传统金融机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当下的金融市场融合度高。这虽然带来了风险，但也孕育着希望以及各种金融创新。

所以对于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市场来说，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更开放的市场生态，让国内众多的商业银行、商业机构充分参与，在市场中进行充分创新，找到符合中国现实的商业数字金融模式。

这就像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两国各有优势，其中中国在商业应用场景、制造业和全球供应链网络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类似的，我们应该积极在央行数字人民币的生态中进行创新，发挥自身的优势，这对于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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