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学校老师“寒心”的是，一旦行政力量介入类似的家校矛盾后，学校不论有理没理，为了安抚家长情绪，或者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引发舆论事件，行政管理部门先打“学校五十大板”。尤其是一些小概率极端的“自伤型安全事故”的处置方式，在学校和老师明显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仍会采用“校园安全一票否决”的考核方式给所有学校“扎紧紧箍咒”。

典型的如因心理问题发生的学生自杀事件。对于痛失子女的家长来说，尽管问题的关键很可能是因家长与子女沟通、教育、引导等方面的严重不足而引起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家长首先是把责任全部推到学校和相关老师身上，进而出现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校闹。

而为了尽可能地降低这类家校冲突对学校声誉、教学秩序以及社会面的影响，地方政府和教育局一般会以满足家长意愿为主，尽管部分要求并不合理。同时为了引以为戒，在教育系统内部以结果为导向，对事故所在学校进行严苛的行政问责追责、甚至要求教师个体进行赔偿。校园安全极端事件的处理方式，最终倒逼学校采取“消灭所有安全隐患”的预防思路。

于是，越来越多的学校正如评论区提到那样，确实是因为害怕家长“上纲上线的闹事”而被动取消课间10分钟或者大课间。在调研中，学校老师一般都相信大多数家长是明事理的，一些学校或班主任处理这类的事情多了，他们也就疲倦了：“这样的事情处理怕了，我们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了！”尽管所有的教育者都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他们打心底也不愿意把孩子们关在教室里，“但是没办法，现在的家长太难伺候了！家长根本就不相信我们老师！”

如何解决？

这些原因的背后，折射出当代教育生态的深刻变迁与体制机制调整滞后的深层矛盾。

有些矛盾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只能随着人口变动而初步缓解。比如，老牌公立学校空间扩展问题。

根据最近5年新生人口增长速度可知，2016年、2017年达到最高峰后，新生人口数量持续走低，且绝大多数中西部县城农民进城的高潮也因疫情而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县域中小学校在未来5年都将迎来“新生入学低谷期”。而中小学校在编在岗的教师不太可能因“生源数量下降”而解聘，为了保证在编在岗老师达到基本课时量，缩小班级人口规模，保证基本行政班数量。

如此，这类生均活动面积受限的问题便随着新生人口减少和农民城镇化放缓而得到缓解。配合学校家长的呼吁和监督，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积极介入，不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学校应该会逐步恢复学生的“课间自由”。

如果说受活动场地限制的问题可以通过未来可预期的“时间”来解决的，那么以“组织成本”为由限制学生课间自由活动的学校，则需要教育主管部门调整相关政策，用“政策调控”来解决。

比如超大规模学校，看似考虑“组织成本”，其背后深层动因是尽量减少这些可有可无的课间活动对学生学习时间的挤压，“绩优主义”在部分民办学校更为普遍。因而，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招生指标调整逐步限制其庞大的在校生人数，或者责令学校拿出具体方案来降低“组织成本”以保证每个在校生每天都有“室外大课间”的活动时间。

比如，有条件的学校是否可以通过时间调整，将部分年级的大课间放在第二节课后，剩下年级则放在第三节课后。或者将大课间活动的方式多样化，部分年级以做操为主，部门年级以跑操为主，各个年级在周内轮流。甚至可以考虑延长本校大课间的活动时间，30分钟改为40分钟。

可见，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不少，只是现在有些学校从成绩、安全、省事等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乏“懒教”的思想在作祟。

最后由“考核压力”和“家长闹事”形塑的学校自保逻辑则亟需相关部门及时调整治理思路和方案，在事后处理中如何平衡学校积极性和家长的需求进行更加积极有为的探索。

比如关于校园安全考核制度的调整，对校园安全事件、校园安全投诉进行分类考核，当前多地实施“校园安全一票否决”的考核方式确实给校长们带来极大压力。而家校之间的信任关系的变迁则隐含着家庭教育竞争、家庭少子化、自媒体兴起、家庭教育理念等变量的交织影响。因而重建家校信任关系，需要政府在教育布局、网络监管、家长学校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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