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赏之疵：劣品与奇货

就如前面所举，叶盛等巡抚官员体恤墩军劳苦，曾奏请皮袄等御寒衣物。这样的例子，还包括殷谦。成化九年(1473)，殷谦改任巡抚宣府，在任上曾以“极边守瞭军寒，给皮袄帽以煜之”。但并非所有人都有慈悲之心。成化十三年(1477)七月，明宪宗以边备多弛，命兵部会议防边事宜。兵部左侍郎滕昭等与总兵官英国公张懋等详议，条列奏闻，其中一条指出：“各边军士及守墩、巡哨官军，中多贫苦，管军头目不为存恤，冬衣布花，多不支给。请勑各边巡抚等官严核所部官军，今后给赏，务臻实惠，其巡守墩台者，人给衣鞋，以优恤之。”

更夸张的是，正德元年(1506)，刘瑾专权，竟有官员为了讨好，将甘肃军士冬衣、布花，运给西安淡氏（刘瑾原姓）私用，“军士嗷嗷，怨声载道”。而且，例行性的拨赐似乎也并未落实。嘉靖二十二年(1543)，山西三关兵备道胡松在回复宣大、山西总督翟鹏的信上，曾建议翟鹏向朝廷奏请，孟冬即赏给墩军皮衣、暖耳、靴袜各一具：

然余又闻烽火耳目，全恃墩卒。闻墩卒之苦，日与死比。即在三时，尚自可遣，至如冬月，则皲瘃堕裂之惨，所不忍言。而况又有攻围杀害之祸，是以人皆惮为之，而数每不足。谓宜补足其人，墩修治坚厚。仍疏请优恤，每及冬初，别给皮衣、暖耳、靴袜各一具，使之昼夜瞭望，时其燧烽。

由此看来，墩军冬天的日子应该不好过。事后翟鹏是否采纳胡松的建议，特别向朝廷请求赏赐皮衣等御寒衣物，现在亦不得而知。其实，墩军领到的胖袄常常质量欠佳。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吴遵担任监察御史，在所著之《初仕录》提到：“近见包揽之徒，多收里甲银两，而制造极为粗恶，胖袄枲中贯沙，久则腐烂。”嘉靖末年，李豫亨《国计三议》之《措置议》也述及此事：“边军胖袄，率自苏松成造，每领计官价贰两，又增扛解赴部交纳，几及参两矣。然此项银两，多以支猾胥干没，奸役侵费，实用不过七八钱，蔵贮年久，迨至输边，十九浥烂，军士未得实济”。

另外，军士冬天无棉裤，可能是拖欠未发，将军少穿衣服也不是办法。而即使拨发下来，却可能成为上官勒索的工具。隆庆四年(1576)十二月，戚继光在《题禁给领胖袄科敛疏》提到：

窃惟臣子仰服天恩，虽一缕之赐，曷胜荣耀！圣明慎重惠典，即敝袴之微，亦待有功。且胖袄出自御库，下及行伍戍卒，诚解衣之至惠，挟纩之洪恩也。夫何行久弊生，乃将极旷之典，遂为侵敛之门。每遇关领胖袄之日，各路另会小委官一员，指称打点费用，科敛军士，集计不止数百余金，以致军士有“宁免科敛而不愿领胖袄”之谣。甚至委官即将胖袄就便京师侵卖，及至领到之数，又为各边委官先行拣出好袄，每件索银不等，方与关领。无银者给与下等；或私扣其饷，必用一袄之值，方得一袄到军。是朝廷以挟纩之恩，而为边关垄断之术矣。照得所属沿边关口守墩、架礟、夜不收官军，旧例三年一次关给胖袄、袴、鞋，以御冬月，国恩甚优渥也。访得委官每于该领之人，各索盘费银一钱。至于应给之日，委官又不即到，且将衣、鞋分为三等。索银一钱五分者领上等，一钱者领中等，五分者领下等。是以国家旷典为贪官奇货也。相应严禁，以便军情。除革去常例外，议别处盘费银二三十金，足为入京使费。其各路小委官，尽经裁革。仍通行禁约，以绝科敛之弊。以后凡遇关领胖袄岁期，除臣委武官一员，复会行巡抚委文官一员，赍本同去赴领。如有各路踵袭故弊，仍前科敛盘费及打点使费等弊，即便访拏重究。伏乞皇上俯怜边军万分艰苦，蚤赐照数给发，付与委官，领运到边，容臣会同巡抚，亲诣各路，照今拟定，实是传烽墩军，实是差入虏营尖哨，实是架礟夜不收，当官唱名，对手领着，断不使敛费分文。事完，请设香案，宣谕皇上旷荡之恩，即令望关谢恩，俾知恩所自出。庶边军感奋，而矢心用命以御虏矣。

军中是一个阶级社会，后勤官员藉拨给胖袄等进行勒索，为外人所难以想象。底层兵士未蒙实惠，或许已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戚继光改变关领胖袄的现行做法，革除各路小委官，由他（总兵）委派一名武官，会同巡抚所委派的一名文官，携带文书前往领取胖袄；拨给之时，由总兵会同巡抚，亲自前往各路，点名发给，以便传烽墩军、差入敌营尖哨、架礟夜不收这三类苦差能得到国家的恩赐。

万历年间，辽东仍有类似的案例。万历十九年(1591)，辽东巡按侯先春在奏疏中谈到：“夫边军所以备征战也，迩来私役百端，科索万状”，朝廷拨下的弓矢、衣物、鞍辔、皮张等军需品，强迫军士来领而从中获取厚利，“皮袄一则，索银七钱，或五六钱。皮裤一则，索银四钱，或三钱五分。披肩叚一块，长不满尺，阔不及半，则索银一钱。”这些冬衣，在辽东依然是军官用以玩弄权力的一种“战利品”！

嘉靖以来，朝廷收到的胖袄质量不佳，屡被指摘。前面戚继光提到，舞弊军官将衣鞋分为三等，上等索银一钱五分，中等索银一钱，下等索银五分。而其所以有上中下之别，原因在于地方所造好坏差距甚大。后来，工部另有新规定。根据万历《大明会典》记载：

今例：造胖袄、裤，用细密阔白绵布，染青红绿三色，俱要身袖宽长，实以真正绵花绒。䩺鞋亦要密衲坚完。衣里开写提调辨验官吏、缝造匠作姓名，并价直、宽长尺寸、斤重、裙幅数目，用印钤盖。限每年七月以前解到。

然而，规定是规定，现实是现实，粗织滥造的问题一直未能根除。万历四十年前后，虞衡清吏司管验试厅主事楼一堂、工科给事中何士晋曾经共同订立验试厅条议，其中一条为“关防解进胖衣”，内容谈到：

胖袄、布裤、䩺鞋之设，原以优恤军寒，故九边有三年一给之例，京师有五年一给之例，甚盛典也。但曰三年、五年，必其所给衣鞋新旧可以更替，而布花细厚历年不至速朽，故颁不违制，领不后时，岂不亦轸边养士之长虑哉。奈何迩来懈弛，各省直解进胖衣，粗布、黑花、稀针疏缝。兼以管解非人，揽头为祟，假染练之旧物，夹杂而试于一投，持补缀之䖝余，钻求而期于必中，挟纩之惠罔闻，堕指之悲空切。若不严禁，长此安穷？

为此在条议中规定：今后各省所解胖衣等物，须要以细布、净花，在本地按规格制造，正官验过后才能起解。并依照解黄生绢事例，上面勒写年分、省分与督造、管解员役姓名。其制法用淡黄砑光细布或厚绢，“四围尺许，团圈密缝”，于胖衣里面背缝中间，勒写前面规定的四项，中边骑缝，钤盖官印，以便稽查。如无勒写、钤印，即便驳回，“如此则不惟刁解无所售其欺，而揽头亦无所射其利”。而即使将相关人等的名字都写上，地方制造的胖袄还是有瑕疵品。工部在查验时，验不胜验，查不胜查，总有漏网之鱼。天启二年（1622）八月，王在晋在题请山海关军士衣袄银两时就提到：“胖袄系各省额解，佐领等官钻谋管造，内俱黄绵败絮，不能当风。”而这个问题，应该直到明亡仍然存在于各地。

【本文节选自《边缘的底层： 明代北边守墩军士的生涯与待遇》一文，感谢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