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以后的调整

弘治以后，赐给守墩士兵皮袄渐少，而多改为发给胖袄。明中叶的胖袄规格，原订于宣德十年(1435)，每件长四尺六寸，装绵花绒二斤。袴装绵花绒半斤。䩺鞋各长九寸五分至一尺，或一尺二分。而在弘治二年(1489)，工部奏准：给散守墩、架炮、夜不收人等胖袄，每三年一次。长期以来，胖袄以发给实物为主。弘治年间最大的变革，乃是改为发给银两。事缘于弘治四年(1491)三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张琏等奏言：

朝廷念大同、宣府边军之苦，每三年一赐衣鞋，但民间所制，长短阔狭，不能各称其身。况贮库日久，易于敝坏。请令江南州县量征价银，以待给赐，听其自制，庶边军得蒙实惠，而民间亦免转输之费。

明孝宗将其发下工部。工部复议，建议行文浙江等布政司及南北直隶府州，自弘治五年至九年(1492—1496)，每衣袄一副，征银一两五钱，以便发银给赏。辽东、永平、山海等边区亦按照此例，惟甘凉、宁夏、榆林三边，例由陕西布政司岁办，并抽分皮张承造，则仍按照旧制不改。明孝宗随即批准施行。由于这一变革，发给墩军的袄鞋也改为折银，每人银一两五钱。（参见表D6至D9各条）

弘治十六年(1503)，户科左给事中任良弼奏言六事，第一件事为清理积朽，工部奏请派官查盘内府各库，工部侍郎张达奉命会同科道官清查各库土贡后上奏清查结果，其中䩺鞋比胖袄之数多出七倍，认为应该停征。十月，工部覆奏亦建议：“各边三年一次关领衣鞋，每副例该给银一两五钱，今后止给与一两四钱，搭与䩺鞋一双，候放支将尽，仍旧全给。”此一建议获得批准。因此，直至正德初年，发给墩军等士兵的衣鞋银是一两四钱。（参见表E1条）而在发放时，按理应同时发给一双䩺鞋。

比较奇怪的是，前面谈到的三年一给皮袄或胖袄之例，并非各镇都适用，甘肃镇就被排除在外。正德十三年(1518)，巡按陕西御史赵春奏言：甘肃边地寒冷，军士贫穷甚于延绥、宁夏，而岁赐胖袄、皮袄独不及甘肃，建请均赐给。明武宗命甘肃巡抚李昆查处，李昆议奏：“甘肃见操马步军及守哨夜不收、墩军共二万八千余人，似难概给，惟夜不收及墩军寒暑探望，艰苦可悯。”十一月，工部议请如宣府、大同、辽东三岁一给之定例，以西安等府岁办之胖袄、皮袄，除延绥、宁夏二镇领取外，酌量赐给甘肃夜不收、墩军，若仍不够，则折银一两五钱发给。正德皇帝批可。

明初以降赐给边军御寒衣袄举例

弘治至正德年间，发给墩军等胖袄一度改为发衣鞋银，明世宗即位后又恢复发给实物。如嘉靖二年（1523）九月，给密云地方官军2267人，各胖袄、袴、鞋一副。十月，给辽东官军12565人，各胖袄、袴、鞋一副。

明穆宗在位时，有官员提到拖欠毛袄之事。隆庆二年(1568)四月，兵部复议巡抚甘肃都御史石茂华(1522—1583)条陈边事，其中提到：“各墩夜不收，例给毛袄，取价于陕西布政司。今墩台哨卒皆已增多，愈不能给，宜令所司加派，仍督发累岁之逋者。”明穆宗批准兵部所议。

辽东军士的胖袄，嘉靖以来多发给实物，一直到万历初年亦然，如万历三年(1575)三月，给辽东官军胖袄、袴、鞋13010副。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蓟辽总督张佳胤言蓟事之当慎、辽事之当行八议，最后一议为“辽东胖袄不可不议”。兵部覆请，神宗批可。此事笔者未见相关细节，不清楚具体内容如何。万历十九年(1591)十月，户部议覆辽东阅视督抚等官会议国计军需等事，其中一议为支布花，内言：“辽左孤寒，布花难减，又有应领胖袄，准改折色，给军自置布袄，更为利便。”由此看来，布花未便折色，而胖袄则改为发银，由墩军等自制。

晚明关于胖袄的记载，主要与辽东军兴相关。如天启二年三月，工部开列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至天启元年止发过援辽军需之总数骤闻，其中包括新绵花2700百斤，旧绵花20300斤，胖袄、胖袴4万副。崇祯五年(1632)十月，因工部拨发胖袄一再拖延，崇祯皇帝说：“天气寒冷，东征将卒绵衣屡奉旨催办，经管官日久不见回奏，深轸朕怀。即着乙字库再发胖袄、裤各五千件，星解军前，与彼处所置，一同酌量给散。”由此看来，工部似已无法支应这一开支。然而，内府乙字库所贮存的胖袄也有库存不足的问题。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乙字库掌库事御马监太监金镕等上《库贮胖衣极匮省直拖欠甚多恳乞圣明严勅工部作速严督催解来京以济军需以应钦赏事》，二十三日奉圣旨：“胖衣系官军御寒急需，据奏各省直积欠至十一万有余，以致库贮匮乏，贫军何赖？该管各官好生玩误，着该抚按严行督催，已解的星押前来，未完的刻期起解。仍详查经管职名，参奏议处，不许狥延，还立限去。该部知道，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