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changan-j）24日推文：

刚红起来没两年明星，发条推广新歌的微博就有一亿转发？近日媒体报道，匪夷所思的流量背后黑幕重重。

被媒体“不点名”却“爆照”的是蔡徐坤，一个去年在《偶像练习生》中走红的艺人。按照微博3.37亿用户的规模计算，平均3个用户里就有一个转发过他的新歌视频。

图片均自微信公号“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凭什么火到这种程度？媒体调查显示，过亿的流量不靠演技、不靠唱功甚至不靠脸，而靠水军刷出来——

说白了，就是流量造假。

谁制造了畸形的流量生态？

并非针对某一个明星艺人，毕竟转评异常数据带水的也不是蔡徐坤一个。正如“蔡粉”们说的那样：

干嘛只盯着我们家爱豆？

互联网时代，明星在流量上筑巢安家，巢筑得越大，金蛋下得越多，这已经成了常识。 微博转发量大、评论人多，说明艺人有关注度，这是算不算“当红”的重要指标。流量直接和艺人的经济利益挂钩：拍个片、走个穴、代个言、参加个综艺节目等等，能开什么价，流量就是谈判桌上的筹码，就是牛气冲天的资本。

演员歌手艺人明星，无论怎么称呼，档次高的给观众带来艺术享受，正常的起码带给大家以娱乐和放松。而现如今，演技唱功什么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流量够不够。然后呢，吃瓜群众恍然发现，流量和艺术完全是两回事——

荧幕上充斥着喜怒哀乐都是一个表情的男女主角，舞台上尽是些不假唱就不敢张嘴的精致皮囊。

观众其实并不买账，把造成这种现状的锅甩给消费端，是不公平的。 给这种畸形的现象推波助澜导致愈演愈烈的还在“供给侧”。

按照理想中的状态，“流量经济”其实并无不妥。逻辑很简单，实力带来好评，好评带来人气，人气带来流量，流量带来经济利益。而流量注水乱象丛生错就错在对经济利益的急功近利，导致明星、演艺公司只关注最后一个环节，把流量作为了整个市场逻辑的中心，而忘了实力和作品才是最初的源头。

为了假装很有人气的样子，明星和公司怂恿纵容粉丝花钱买流量，开小号刷流量，甚至赤膊上阵自己动手；新媒体平台端也是揣着明白当糊涂，反正流量怎么注水都在自己的盘子里，虚假繁荣也是繁荣，在这个新媒体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里，这种雪中送炭的好事就跟天上掉馅饼差不多。

流量明星为什么总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或许从这里也可以找到答案。

网络黑产不只影响明星那点事

为了经济利益而疯狂追逐流量，催生了“刷流量”这样的网络黑产业。

媒体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上有大量做着流量生意的人。无论是哪种新媒体，从转发评论粉丝数，只要和流量相关的都是明码标价，店家还声称经常和知名明星交易。

刷数据的方式也五花八门，有建群招揽水军的，有自己开无数小号的，有开发外挂用机器刷的，甚至“进化”出机器盗号刷流量的技术。前者还能算是市场乱象，而到后面，就是赤裸裸地侵犯公民隐私、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了。

其实最让人担心的，不是明星流量那点事，而是由明星流量催生出的网络黑产开始变种，应用到其他领域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去年年末，广东深圳警方破获了全国首宗网络涉黑恶犯罪集团案。这个犯罪集团通过招录大量“恶意差评师”，在电商平台搜索目标网店作为敲诈勒索对象，共敲诈勒索各电商平台网店近200家7900余单，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涉及全国多个省市。

是不是很眼熟？“恶意差评师”和“水军”没什么不同，一拥而上的小号“差评”和不知何处来的千万粉丝“控评”路数如出一辙。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手法脱胎于“刷流量”的黑产业，“脑残粉”们是涉黑涉恶分子的“前世”。

也许有人会说，网络涉黑涉恶只是特例，情况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仔细想想，“水军”“外挂”“控评”要是运用到三观不正的毒鸡汤上，可能影响整整一代人；如果用到散布网络谣言上，长久损害的可能是政府在人民中的公信力；要是运用在散布恐慌上，亿量级的传播很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的动荡。

如果出现这些后果，把板子直接打在“唯流量论”的明星、艺人公司或者新媒体平台的屁股上，恐怕并不合适，但作为催生网络黑产的始作俑者，他们也难逃众口唾骂。

别为了点钱，忘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

为迈过5G门槛提供保障

24号，随着“蔡徐坤 央视”在热搜榜上来了又走，微博发出了一则公告。

在公告中微博表示已经更改了转发、评论显示方式，超过100万后仅显示“100w+”；各榜单产品坚持重复转发不计数；针对流量“竞赛”的产品调整会一直继续下去；面对“无所不用其极的互联网黑产”，微博说，“需要相关执法机构的帮助，仰仗法律规则的完善”。

诚实守信写在民法典里，打击犯罪写在刑法典中，重拳砸向包括网络黑产在内的网络违法犯罪，维护网络空间的天朗气清，当然是政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

网络黑产应用到敲诈勒索、散布谣言、制造恐慌等犯罪，都是扫黑除恶的范畴。

去年底全国扫黑办第四次主任会议上，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特别提到黑恶势力的一个“变种”方式：从传统行业领域向网络等新兴行业领域延伸触角，以新兴牟利方式作掩护，隐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就在前不久，2月19日召开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部署扫黑除恶第二年工作任务中强调，要加快出台网络涉黑涉恶犯罪等法律政策文件，为依法严惩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提供法律政策保障。

互联网给中国带来了弯道超车的机会，我们也经历过互联网乱象丛生由乱到治的历史进程。2019，中国互联网已经站在了5G时代的门槛上，外部环境有目共睹，一些国家对中国5G网络的发展并不是那么友好，设置各种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铲除寄生在互联网上的犯罪毒瘤，为中国互联网顺利的迈过5G门槛，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法治保障，不让中华民族错过信息化带来的历史机遇，正是政法机关理应担在肩头的时代使命。

从网络黑产说开去，并非只关系到明星那点事，而关系到整个互联网的健康发展。 提高治网水平，铲除网络黑产的土壤，从给流量明星们挤挤水分开始，别让他们像海绵，还没挤干了又重新吸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