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南方国家的整体觉醒，打破了近代史上霸权更迭的底层逻辑，使世界力量对比与布局不再是霸权国家之间的交替，而是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正义力量战胜历史反动势力的历史大博弈，世界经济将由此发生若干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演化，全球已经进入治理变革期和格局重塑期。

大国之间纵横捭阖，南方国家整体加快发展或强势崛起，中国与主要国家关系调整正处于决定中国外交形势的关键时期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大国竞争或者角力将非常激烈，特别是如俄罗斯、法国、印度、土耳其、巴西等一批大国想再造历史辉煌，曾经在历史上非常辉煌的国家正在重新崛起，以及强势人物的出现和极右翼势力的崛起，都对世界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包括部分重要国家在内的大国之间的角力则将进一步改变世界格局。国家领导人在任时间，领导人的雄心、风格和强势程度将影响未来世界的竞争博弈，世界单极霸权将继续受到挑战，并逐步形成真正的多极化格局。如果说前十年整个世界出现了断层线，未来十年世界格局或将整体重塑。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导致中美关系发生根本调整，这是世界格局重塑的关键。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把中国定位为美国最大的系统性威胁和挑战对手，认为中国是可以在经济、外交、军事各领域全面挑战美国、重塑地缘关系的强大竞争对手。拜登政府2022年白宫发布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明确定义为：“优先考虑的，唯一的全球头号竞争对手。”围绕这个定位，美国对中国开展了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舆论战、外交战乃至带领北约向亚洲拓展，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围堵和无底线遏制打压。

中欧关系受中美关系影响。美欧之间从二战就开始了相互投资，相互形成了很大的投资存量。到目前为止，中欧相互投资存量是2500亿美元，但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存量超过3.7万亿美元，是中国的十几倍。美欧经济上的联系非常紧密，欧洲在战略上、军事上仍然强烈依赖美国。这使中欧关系在经济全球化中既存在合作也有竞争。中欧关系主要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中欧市场联系与产业链供应链联系。但从存量上来看，中欧经济联系与美欧经济联系的差距非常之大。所以欧洲国家受到美国影响或者跟随美国战略行动的可能，比维系与中国之间的正常经济关系的动力要强，这是历史造就的相互依赖，特别是欧洲靠美国保护不得已而为之。2020年欧盟发布的《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欧美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历史，因此有着牢不可破的关系。而欧盟和中国计划签署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则规定了中国在哪些方面必须要达到欧盟所提出的某些标准，对此，欧盟要建立核查机制，其居高临下，完全不是以平等的关系与中国进行磋商。

2023年德国发布的“中国战略”中对中国有“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所谓“三重定位”，这也成为欧盟对中国的定位共识。欧盟因乌克兰危机受到极大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大幅度下降、二是高通胀、三是能源危机、四是欧元地位下降。欧元在乌克兰危机之前，在国际贸易货币结算分布中还占到38%左右，现在下降到22%左右。欧洲产业链供应链在加快外移。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之后，欧盟大量新能源企业向美国转移。现在欧洲也在反思由此带来的政治动荡、民众集会游行及各派力量间的激烈角逐。欧洲国家形成一致意见越来越困难。欧盟跟随美国要出台“供应链法案”，13个国家直接投了反对票。

中美关系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而逐步推进。不少人认为中国是在融入美西方主导的体系、制度、规则中，是在向美国等国家学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因为中国发展速度太快，且没有成为美国所希望的国家模式，受到了美国前所未有的围堵遏制打压。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在北京第三届万寿国际安全研讨会上指出，美国认为必须在竞争中击败中国，而不是管辖中美竞争的风险；中国越来越确定美国的恶意是无底线的，因此中国不会心存侥幸，中国也正在为最坏的局面做准备。在此现实下，各方应正视“共同困境”，避免因相互猜忌和误解走向“共同毁灭”。这场比赛中没有最后一招，每一个行动都会引发一个反应，直到其中一方被击垮或筋疲力尽。所以，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选择问题——只要中国的经济还在向前发展，只要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那中国就是美国的假想敌。中国面临的大国竞争博弈，最主要的就是与美国的单极霸权的矛盾。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打压、围堵等手段，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倒激发了中国人的奋斗、创新、超越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中俄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的新型大国关系。从乌克兰危机开始之后，中国的核心主张一直是“四个应该”与劝和促谈。“四个应该”是指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俄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坚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所谓“不结盟”，就是中俄不是盟友、不是俄罗斯军事行动或者冲突的支持者；所谓“不冲突”，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相互尊重，保持不冲突；所谓“不针对第三方”，就是处理中俄关系不针对其他任何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22年期满20年后，延期了5年，也证明了中俄这种关系。中俄摒弃了西方传统大国的政治关系，选择合作应对危机与挑战，并构建了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互利合作新格局，增强了中俄关系的内生动力。

中印关系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印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及亚洲大国，但印度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根据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不断地进行横跳，其一方面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与中国竞争，还要在多国之间保持平衡。这不仅是一场外交的技巧比拼，更是一场涉及国家形象和综合竞争力的较量。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南方国家，在全球很多主张方面与中国、俄罗斯保持趋近或者相同，但同时又与中国保持距离，与美国和北约“勾肩搭背”。中印如何从“龙象之争”迈向“龙象共舞”，这是中国处理和印度关系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一个重大难题。此外，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变，中国周边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与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的关系，在欧洲则主要涉及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关系，当然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中美关系。

中国是世界格局变化中的最大变量，美国处于可能由于国家信用崩溃而由盛转衰的重要历史拐点，中美关系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和美国拜登总统的会晤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安全和繁荣。另一种是抱持零和思维，挑动阵营对立，让世界走向动荡和分裂。两种选择代表着两个方向，将决定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思考和谋划。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近几十年来，“全球南方”这一概念之所以引起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鸣，正是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南方国家占世界陆地面积70%以上，国家和人口数量，以及过去20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均高达80%，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多极化进程中最具潜能的力量，正在不断改变世界政治版图。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与规则，以及世界政治中持久的等级制度，受到全球南方国家普遍的排斥甚至拒绝。对包括但不限于不结盟运动（NAM）的成员来说，使用“全球南方”及相关表达的愿景变得越来越清晰，过去这些国家试图避免在冷战中站队，现在则避免在乌克兰危机和大国竞争博弈中选边站队。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在国际格局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南北关系、东西关系不断调整。特别是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五通”设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得到了150多个国家的响应参与。

世界过去是南强北弱、西强东弱，现在，这个格局正逐渐改变，并且不排除发生逆转的可能。从1990～2022年看，1990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是78.7%，到2022年降到57.8%，G7国家从二战结束时候的80%下降到目前的30%以下，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9%上升到2023年的45%，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达到80%。从1978年到2022年，世界人均GDP增长313%，而中国人均GDP增长3033%，包括印度、印尼、越南、土耳其等在内的其他大型“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人均GDP增长也非常快。全球南方的整体复兴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和NIEO宣言都表达了全球南方力图构建更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诉求，构成了全球多边主义的基础。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倾听全球南方国家的诉求、尊重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复兴和崛起，是适应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南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中的重要代表，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未来到底会走向何方？美国学者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指出：“美国和前苏联经过40年的长期斗争，柏林墙于1989年倒塌，华沙条约1990年解体，在1991年的圣诞日，苏联帝国最终分崩离析。自1945年以来，美国所投入的热战进展都一塌糊涂，而冷战成功地解体了苏联。”这是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型案例。美国不是靠战争打败了苏联，而是靠意识形态、价值观、思维方式输出，加之苏联内部的问题，最终引发了当时世界两极中一极的解体。艾利森同时也指出，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这样造成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变化的国家。如果美国是一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占据了全球经济的50%，到1981年这一个数字下降了22%，而中国连续30年实现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如果按照当时的经济发展，在未来三年美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份额将进一步下降到11%，而中国经济从1980年占全球的2%上升到2016年的18%，并将在2040年达到30%。艾利森的预测不一定准确，但其所显示的大趋势是正确的。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时刻小心自身出问题，避免“前车之鉴”。中国的战略方向和战略定力、耐力与能力是强大的，中国发展的基本面决定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和人类社会发展能力，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同时也给世界带来新的挑战

19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催生了由机械化转向电气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前期，以量子论、相对论的诞生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开始，继而发生了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变革，基于新科学知识的重大技术突破层出不穷，引发了以航空、电子技术、核能、航天、计算机、互联网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技术革命，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和社会生产力水平。部分国家抓住科技革命的难得机遇，实现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快速提升。

科技革命引发的技术扩散，有时不是哪个国家或者企业主动把这些成果让全世界享有，而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法进行传播。日本、韩国经济刚开始起飞的时候，从美国、欧洲学习了很多技术。由于近几百年欧美科技形成先发优势，西方发达国家认为他们创造的科技革命成果，取得的颠覆性技术是天经地义的，而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肯定是剽窃的，即使这些国家科技创新不是剽窃，进行创新也是不应该的。如对中国现在电动车、新能源、电池、高铁的打压与制裁，都循着如此无理的逻辑。中国在遏制打压下更换赛道，在一些领域实现了超越，然而却受到无端制裁和污名化。

在影响全球科技创新的几个重大挑战中，第一个就是认知的挑战，即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从来没有正确的认知或者认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技创新带来人类历史上巨大变革。不管是蒸汽机革命、电气革命，还是信息化、智能化、人工智能革命等，正在进行的革命不再是单一技术革命引发的单项变革与突破，而是引发颠覆性变化的一系列新技术产生合成效应，包括5G、6G、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云服务、云计算还有超算等，这些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同时发生，同时产生效能，同时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发展方式。中国在这一轮科技革命中处于第一梯队，美国是最大的科技革命原创地，中国是最大的科技革命应用场景创造地和纵深发展的转换地，而且正在取得结构性突破。在一些薄弱环节，中国正在加快补短板。例如，为弥补算力的短板，国家规划了“东数西算”工程，把在东部产生的海量数据，输送到西部8个算力基地，建立了几百个大数据一体化计算中心。中国的南粮北运、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都是大规模的全国性工程，这是实体经济和承载实物流转的大跨度工程，在提高生产力布局水平上发挥了重大作用。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大跨度大规模数据输送、加工、使用乃至交易的基础设施工程，这将奠定今后几十年长周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除了国家已经构建的创新体系，头部企业的科技革命与创新步伐也在不断加快，目前庞大的企业云——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京东云、百度云等，都发挥了云服务云计算的强大功能。

科技革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四年内，计算能力将再提升约10万倍，带来类似于从GPT-2到GPT-4的质的飞跃。这不仅意味着更好的聊天机器人，更意味着从智能工具到智能代理的转变，从一个简单的工具到一个更像是远程助手的存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科学的加速变革，既给人们带来福祉，也将给人类社会造成新的分裂，甚至伴随人类毁灭的风险。随着人类侵占自然资源，加之一些国家有可能发动生物战争，使某种病毒反复来袭，生物技术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带来与作为一个“成功物种”的人类相伴的灾难。人工智能毫无疑问存在风险，在拓展和延伸人类大脑的同时，这种智能如果应用于非理性、非人类、非正义、非可控的异端邪说或者由此产生的技术，这将会是灾难性的。从人类发明各种既有利于生产力提高又同时具有自毁能力的技术，到更为合理高效的某种形式的全球治理浮现，抑或是导致更为混乱的世界体系，世界各国可以通过协调，系统解决挑战，而不是任由技术任意或者恶意应用。两种方向构成历史发展的重要枢纽期，这个枢纽期即我们所生活的21世纪。只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采取明智理性的选择，人类才将得以度过最危险和最具决定性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