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家的食品治理与农村消费市场现代化

食品质量问题，事关民众的身体健康，也关涉到国家对国民健康素质的管理。以市场监督管理局为代表的部门设置及调整体现了国家以食品为抓手的治理力量下沉。目前，市监局针对食品的相关监管往往以三种形式为主：（1）不定期抽检生产商；（2）不定期抽检经销商；（3）针对群众举报提供的线索，一对一管控。

实际操作中，受人力、物力、时间等约束，食品监管一方面只能触及显性厂企和正规商超，以致于黑作坊事件频频爆出；另一方面，围绕中小校园等重点区域进行质量排查。虽发挥一定效用，但仍无法避免以次充好、卫生不达标等食品安全问题。

基于此，有研究认为应该取缔基层非正规小店，转而以正规商店替代；亦或加大对重点食品的质量检查，抬高其市场准入门槛。但问题在于，这种刚性的食品治理手段是否适应于农村的社会环境，以及行政部门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运用这些手段？

首先，从行政部门角度来看，主要面临两个困境：其一，部分分割与执法力量调配问题；其二，政策的明朗程度问题。

具体而言，现在成立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由原有的工商局、食药局、质监局三个执法单位整合而成，有行政执法权，但就既有调研经验来看，该局内部的三个部门搭配效率并未达到预期水平，以致于在执法力量调配方面出现部门利益分割问题；另一方面，以县为单位的执法力量无法做到精准覆盖县域商超小店。

至于政策方面，往往呈现“对下不对上”的执行误区，以禁鞭为例，政策明令禁止售鞭，并对违规售鞭人员作出相关行政处罚，但却未对产鞭单位予以限制，于是出现产业链上下游面临同策不同责的问题。

资料图

其次，取缔非正规小店并不适用于当前的农村社会，根本原因在于转型期我国的经济结构仍需乡村非正规经济的兜底支撑，因其存在的社会意义无法被经济价值代替。

无论在村中农或者中高龄老人，都依托非正规农村小店展开低消费生活，并实现以小店为聚集地的社会交往需要。相比于正规商超，以小店为代表的非正规经济具有较大的弹性，以物易物、赊账、无息借款等形式符合农民家庭“过日子”的生活本位逻辑。

再者，我们也可以发现小店分散经营的优势，以及在特殊时期它的生命力与价值。

2020年新冠疫情使得卷入社会化浪潮近20年的一、二代农民工突然回归传统的“封闭”、慢生活节奏，但整体并未出现社会失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依然可通过小店满足流动生活心理下的基本生活需要。

农村小店通常是糊口经济，却以不必承担正规商超所要面临的标准化、营销、人工、房租等成本，因此作为小型仓储空间，物质充裕时可以满足村域范围内农民的购物需要，物资不足时也可低成本继续维持小店及店主的家庭生活运转。

最后，农村消费市场的现代化应立足于对乡村市场的基础定位，即相对允许镇村两级市场的差异存在，把乡镇作为公共服务设施投放的集中区域，配套相应的行政、教育、医疗、商超，并对这一初级销售中心提高标准化监管；再者，以镇为单位对农村市场的供货系统进行备案登记，完善市场末端的“源头”治理。

与此同时，农村市场现代化应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从产业环境、道路设施等方面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继而实现乡村非正规经济的有序转型。

参考文献及注释：

[1]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2]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40页，1998年。

[3]黄镇志编辑办公室：《黄镇志》，2017年。

[4]建国前新村属于高村，人民公社时期新村从高村建制中析出，成为独立行政村。

[5]关于农村供货体系的详细论述见下文。

[6]后续内容会详细论述农村小店的赊账行为。

[7]后续内容会以疫情期间农村消费市场的现象加以描述。

[8]2019年10月10日—11月8日，笔者曾在江西省赣州市S乡做了为期近一月的驻村调研，期间访谈了一般村民、村民代表、党员、村干部及部分乡镇干部。

[9]关于农村消费市场的供货体系将在下文第四部分呈现。

[10]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1998年。

[11]吴飞在《论“过日子”》一文中将“过日子”定义为中国人对生活过程的概括，包含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个过程。

[12]费孝通：《江村经济》，第231页，1936年。

[13]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农村》，2003年。

[14]齐燕：《新联合家庭：农村家庭的转型路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05期

[15]具体内容详见下一小节关于“品牌消费和食品治理”。

[16]受访者是邓庄的张某。

[17]费孝通：《江村经济》，第106页，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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