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小农民生活的传统艺术与现代要素

前述内容从小店易主这一现象切入，分析农民家庭经营行为的逻辑，以及镇域空间的弹性特征、经济和社会价值。具微于小店经营本身，货物品类与供应[9]、农民家庭消费偏好、交易互动与农民经济关系等都是富有趣味的议题。

直观上，农村小店的非正规特征突出，以白村为例，13家代销点的内部陈置、消费环境、货物品类等相似性很高，随处可见的简易棚或家用民房是白村小店的经营场所，它们规模不大，商品摆置依店主个人的陈放习惯而定；至于所售货品，有品类丰富、价格低廉、质量多元、库存较少几个特点。

在白村，沿路而“居”的小店，一般出售油盐酱醋、纸烟酒水、糖果饼干、日用杂货等常规商品，另有1-2家小店附带米面经营，小店之间分散经营，但足以覆盖整个村域，满足白村常住人口的大部分日用需要。正如施坚雅所言，“初级市场需要小店小摊……继续分散营业，农民不必为买盒烟或酒而进城。[10]”除了地理便捷因素，农村小店得以存活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适应于农村的生活系统。

（一）“过日子[11]”：家庭经营的传统艺术之一

节俭是农民生活的普遍原则，它符合中国家庭“过日子”这一传统艺术。“过日子”贯穿生活的全部过程，既蕴含生存伦理，又是一门社会技艺。日常生活中，“过日子”行为不仅发生于家庭内部，还体现在农民家庭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本部分尝试以白村小店为观察场域，将农民的消费过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予以分析。

在白村，50岁以上的人数占常驻人口的80%，这部分人的共性之一在于保持低度消费，且日常消费（如消费区域、消费项目）的相似性很高。一方面，与白村农民职业分化不大有关，即外出务工人员的工种和务工地都比较接近，平均工资水平相当，同时在家的中老年人积累能力也差不多，故而社区内部的消费需求差异不明显。另一方面，近十年本地婚姻（县域内的婚姻价格约10万元左右）和城市化（县区房价6000元/平米以上）的成本持续走高，以致于农民日常消费水平的增幅呈收窄趋势。

消费过程中，表现为“斤斤计较”，最常见的是磨价（讨价还价）。与明码标价的城市商品不同，白村小店的商品售价不一，经常出现熟人价或关系价，以烟草局定制的X型号烟为例，常客按进价可买到货，而过路的（比如逢年过节来往的路客）需要给付市场价。同款香烟不同价格的发生首先由于市场定价与进货价之间存在一个0.5元~2元的价格区间，这是小店的弹性盈利范围，也给消费者预留出讨价空间。讨价让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的经济关系尚未完全商业化[12]，如此给了农民进行价格博弈的空间。

受社会关系远近和日常互动频率影响，熟人和陌生人的购买价格不同，即使是同村人，其可获得的让利价格也不同。再者，店主让利不一定以商品价格降低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附带找些小物品以满足消费者心理，比如多给一只打火机，给随行的小朋友一个糖果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讨价都是和平发生，尤其年纪大或脾气古怪的人在给付超预期价格时要骂骂咧咧，一般来说，店主不会当场明确地表示出反感，因为保证群众口碑和稳定客源更为重要。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农民家庭“过日子”不仅表现在缩减开支项目、讨价还价上，还表现为实物交易，以此缓解短期内的货币短缺状况。具体而言，有两种方式：其一，人情来往捎带的礼物如烟酒、饮料等纯消费品，会被主人家拿到村里小店“卖”掉，然后置换为其他家用物品。店主之所以接受这种交易方式，动力在于他可以获得两分利润，即以低于市场统一定价的价格“回收”商品，继而再以一般价格出售顾客购置的新商品。第二种方式是把自家产的物品如鸡蛋等存放在小店里，请求店主帮忙卖掉，实际上愿意这么做的店主比较少。

结合农民消费方式分析农民家庭“过日子”的行为逻辑，发现农民保有的传统生活“艺术”实质是农民家庭积累能力形塑的结果，而其采用的种种“策略”建立在传统农村经济关系尚未全面瓦解之基础上。

（二）家庭消费的传统艺术之二：社区依赖

农民消费的传统性表现之二是有稳定的消费区域，其消费过程凸显很强的社区依赖。

现代交通运输与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的逐步建立，使得农村基层市场突破村域、镇域限制，基本形成以县为中心的供销组织系统，但受地理区位、消费偏好及“过日子”逻辑影响，农民的日常消费倾向于就近、低成本消费，由是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联系离不开村、镇一级的“中间人”。

消费实践中，农村小店、镇域集市、各类门店发挥中间角色，然农民的消费场所/区域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其中小店仍在农民家庭消费中发挥基础功能。有意思的是，进哪家小店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农民社会交往关系投射的结果。置言之，乡村的文化网络依然构成农民当前社会行动及活动范围的参照坐标[13]。

一般而言，农民依凭店主信誉、同村关系、地理距离三个维度来决定去哪家买东西，不可避免地，农民会突破上述限制而去别处消费，但大多以隐秘形式进行，比如天色较暗的时候拿个黑袋子去买，或者所需物品非村店所能供应之时。

作为一种不完全的初级“市场”，乡村小店组织起农民之间的经济和社会性交往活动，即农民进入小店不只从事简单的买卖活动，还开展着社会交往。

具体而言，白村小店这一社会性空间多半是当地农民的休闲娱乐场所，形式之一是店主随意摆两张桌子供牌客使用，从中“抽取”5-10元不等的打底费，言之抽取，其实是每桌的赢家根据赌资多少拿出小费，以示对占用空间和茶水供应的感谢。另一种比较常见的形式不以经济消费为基础，来往的“闲人”进店逗留片刻，和店主或其他人一起闲聊，且不会有零消费的心理负担，这是城市正规商超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最后，这一社会交往发挥社会保障功能，满足在村中老年人的社会信用需要，如赊账、借钱、换现。

中西部农村的中老年人多与外部市场的关系多是间接性的，加上文化程度、社会资本的有限性，他们能依赖的经济支持网络除了亲戚朋友之外就是乡村小店，村域范围内的小店是这部分群体，尤其老年人兑换社会信用的有效区域。店主之所以愿意借和敢借，也是基于熟人情面和地方规则的考量。

白村的情况在其他中西部农村较为普遍，由此可见，当前阶段多数农民家庭消费活动的展开仍以社区为范围展开，这既是家庭资本积累的需要，也满足了农民的社会交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