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现代城市经济体系的建立使得城市分工越来越细，进而分离出更多的岗位以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尤其是承受较大家庭压力的中、青年，他们普遍在农村待不住，进城务工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同时也是个人有无经济能力的表征。但总有一部分人因为个人或家庭原因而留在农村，如何维持在村的体面生活就很重要。

由此来看，小店的频繁流转虽然起因于经济收入较低，即相对于城市务工收入水平，农村小店的收入只是杯水车薪，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没有获利的经济空间，因此，农村小店流转这一现象隐喻一个重要的讨论，即怎样看待乡村经济空间和这一空间的分配结构如何调整。

通过以上经验，发现当前农村依然具有可以获利的经济空间，且该空间在一定时期内仍具有重要意义。

白村案例折射出中西部农村的普遍样态，即这些地区的人口外流长达20余年，当家庭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时，有部分农民通过自身努力或代际合力实现进城目标，但大部分农民仍然无法实现全要素进城。这种“半”要素进城存在两大类型：

一种是家庭内部只有部分成员顺利留在发达地区的城内，多数是在老家县城买房，然后就近在城工作、生活和享受便捷的城市公共服务，而其余家庭成员，通常是中老年人需退回农村，其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实践仍然在乡村场域；

另一种情况是，进城只是实现老家县城里有房（不长期居住）和子代在城接受教育，出于家庭再生产需要，家庭劳动力的空间安排形成亲代陪读（一般以女性为主）和隔代陪读，而其他劳动力依然要远赴别的经济地区寻求高务工收入，才能保证城市生活的逐步实现。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在新时期的一定阶段内中国中西部农村不会完全空心化，经济空间或将收缩，但乡村消费市场不会完全消失。

（二）乡村经济空间的特征、分配与存在价值

结合白村经验，发现乡村经济空间的意义之一在于它至少满足两部分群体的生产生活需要。

在农村，除了老弱病残群体外，还有一部分中农，以及因家庭事务（带小孩、赡养老人等）需要阶段性返乡的中年群体。其中，后两者留乡也是以家庭经济积累的不间断为前提，他们会尽力从事个体经营或寻求就近务工机会。但经营效果受能力差异和市场行情影响，由此留乡群体并非稳固不变，而是有进有出，当完成阶段性家庭事务后，大部分劳动力还是会选择外出务工。

由此可见，乡村经济空间实际上是一个弹性空间，它总会给留乡群体预留一些经济机会，使得这部分人在乡期间“总能搞点事情做，贴补家用”，如果这部分人进城务工，又会有新的农民家庭接手获利空间，这就是为什么近20年来白村小店频繁易主的根本原因。

第二重意义便是乡村经济空间具有福利性，因其勾连起小农生活系统，从而具有社区功能。

一方面，乡村消费市场的供给方并不都是职业农民，也未完全进入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我们可以发现以乡村代销点或镇集为中心往往会发生小型交易，即留村的老年人会起早摆摊，从事蔬菜、瓜果等小本经营，以支撑老年经济。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另一方面，农村小店或镇域集市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消费空间，它还是社会交往空间，满足留村群体的休闲、交往和信用[6]需要。相较于以正规商超为代表的城市消费空间，乡村大小集市、代销点、私下货币或易物交易是乡村经济行为的主要形态，并在农民的生产生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不同空间的经济与社会意义表征不同区域农民与市场层级的关联，以白村为代表的乡村经济空间反映的则是一般中西部农村之农民与基础市场（低端市场）的互动关系，以及市场现代化背景下农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7]。目前白村所在镇域的常住群体以中农和老弱人员为主，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家庭发展目标决定其消费区域、偏好、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正是如此，一般中西部乡村经济空间的首要特征即是内部经济机会总量有限，同时保留部分传统经济关系。

具体而言，乡村经济在整体性市场经济体系中处于下游位置，组织起无法被外部正规市场所吸纳的剩余要素，包括剩余劳动力、稀薄资本、低端产业等。

透视白村消费市场，其消费组织与规模适配于该地产业类型。首先，农业及其关联副业依然是白村的主导性产业，其经济产出由农民用于家庭生产与再生产；其次，代加工、手工作坊等生产组织多以非正规形态存在，低门槛低技术，承接外部订单，用工数量有限且成本低廉，意味着乡村社会内部有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走向全国劳动力市场；再次，以种植园、乡村旅游为代表的新业态投资风险较高，一般由下乡资本承包，消费群体面向白村所在县域的中产以上收入家庭，本地中老年劳动力只能获取有限的零工收入。概言之，白村镇域产业类型是影响当地消费结构的一大限制性条件。

基于此，经济机会的体量决定相应的市场参与群体也是有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已然成为镇域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者，但目前内部经济机会分配仍以镇域成员为主，如前述提及的主动和被动留乡的中年群体。这一现象具有复合价值，不仅回应了当前阶段乡村经济活动的实践主体是谁，还担纲社会保障功能，一方面满足在乡弱势群体的低成本经济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维系社会支持网络，施行社区照料。

（三）中西部镇域经济与乡村振兴路径

作为一种区域性的经济系统，镇域经济空间具有极大的弹性，农民可根据家庭再生产的节点作出调整，同时要素的内外流动使得镇域具有活力，这是中西部农村镇域经济的普遍特征。那么，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依托镇域创造更大获利空间具有现实意义。

鉴于乡村经济的有限容量与经营风险，中西部乡村振兴面临着道路选择问题，即发展新业态还是强健既有经济体系？结合赣地C乡经验[8]，其选择道路是发展新业态。

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大量资本进入农村，尝试以此增强乡村经济空间的扩容能力，以实现农民家庭生产、生活与社会交往的在地化统一。这种设想背后的立场是借资本之力打造乡村，其路线是发展乡村新业态。但实操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新业态能否最大程度吸纳乡村剩余要素？

我们看到新业态的植入（示范乡镇、梯田经济、全域旅游等），确实具有很强的吸纳能力，它们以产业发展的外形出现，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整合乡村优质土地和近10个亿的项目资金、公服配套资金。但问题是很多资本在吸纳优质人力、土地之后，把乡村转为资本吸金的新场域，架空了农民的既定收益空间。同时，资本下乡虽然为农村公共设施的完善提供条件，打破城乡地理区隔，但其景观构造使得乡村去主体化，演变成城市中产阶层以上群体满足田园想象的空间区域。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实际上，在不可逆的城市化形势下，外出务工依然是中西部农村人口的主要选择。那么，此类镇域经济空间的基本定位是保障，而非东部地区的发展型小城镇。基于此，中西部镇域需要做的是对既有空间的强健，让想留下的人能够留下，即有足够的经济空间。

一直以来，乡村被视为农民进城失败或老弱病残留守的空间，认为这部分剩余是被城市正规经济系统所排斥的结果，进而将乡村经济空间定义为非流动、无价值的系统，但实际上乡村经济空间是有活力的，其弹性说明该空间有一定的生产力，对农民家庭来说有存在的价值。且因该经济系统与农民的社会生活单元重合，而具有整合能力。

进一步来讲，这里面涉及一个不同概念，即剩余要素不等于剩余经济体系。从全国劳动力、利益的梯度分布来看，中西部镇域处于低点，承接的大多是被全国市场筛选下来的剩余要素，于是人们自然认为乡村经济空间属于剩余经济体系，也即刘易斯所言的城乡二元经济体系模型。所以我们要区分剩余要素与剩余经济体系的差异，肯定镇域经济空间的内在优化功能。

一方面，留在乡村的群体不一定全是剩余要素，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不全是被动的结果，也不一定是被城市经济体系所排斥的结果，往往是农民作出的主动选择。农民家庭现代化视角下，农民家庭的城市化实践中出现的家庭成员的空间分离（尤其是代际分离）不宜被过分凄惨化或问题化，而是农民基于家庭再生产与发展作出的优化配置。老年人留守在村可以继续提供对子代的支持，如生活材料等；同时，老人也可以保持既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满足其老年生活。

另一方面，农民的往返可以使乡村空间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一部分农民带回技术，回乡开厂，通过进货-生产-发货建构起城乡关联，以灵活的用工制度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剩余要素在乡村的再组织。同时，作为城市文化生活的物质载体，返乡群体还可以带回新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推动乡村社会的文化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