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元明南制、北制因素的本质差异，情况比较复杂，似难用几句话说得清楚。就社会形态的核心——社会关系而言，主从隶属依附，大抵是北制的要害；租佃雇佣，大抵是南制的真谛。前者偏重于超经济的人身强制，后者偏重于经济的契约强制。前、后两者，恰又反映着唐宋变革的核心对象与成果。以驱口奴婢为例，郑介夫说“南北之风俗不同，北方以买来者谓之驱口，南方以受役者即为奴婢”。郑思肖亦云“被鬻男女曰‘驱口’，即江南之奴婢，皆绝卖，死乃已”。这里北方“买来者”或“皆绝卖”，即《辍耕录》所云“红契买到者”。因元制良贱界限森严且禁止“买良为奴”，故此“买来者”原本就是元初军前掳掠，后由“元主转卖于人”。其主奴隶属牢固，“所生子孙，永为奴婢”，人身强制可超越或主宰经济强制，还出现“奴或致富，主利其财，则俟其少有过犯。杖而锢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等奇特情况。“受役者”，应指两宋及元代江南流行的“典身”或“雇身”奴婢，即良人因穷困借贷。以人身作抵押，藉典雇契约与使主结成的役使依附关系。

卖身契

至于前述普通百姓的诸色户计制和配户当差，亦可凸显国家对百姓超经济的人身强制。元明盛行的籍没制、“家臣治国”和臣僚奴化，同样贯穿着主从隶属的人身强制。换句话说，前述贯穿通行于元明的伴当仆从隶属、籍没制及贱民遗留、内朝官及宦官袭用怯薛家臣制、君主独裁与臣僚奴化等四者，尽管表现层面或侧重有异，其共同的内核却都是主从隶属依附。而两宋主户、客户制和两税法、明一条鞭法等，其契约等经济强制的性质，又昭然若揭。两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及“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则颇能体现君臣关系层面的雇佣或“致君行道”色彩。概言之，北制式的社会关系，大抵停留在隋唐均田民及部曲等阶段；南制式的社会关系，则主要体现为唐宋变革后的主户、客户等租佃经济关系。本文论述的“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核心亦着眼于社会关系层面。因为唯有主要从社会关系的“窗口”去观察，“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才能论说得清楚，探究得明白。

经过元、明南北差异的三次博弈整合，百姓身份及君民关系的进步显著，“一条鞭”等改革，致使诸色户计制和配户当差等制度解体，百姓与官府的关系，比较彻底地回归到唐宋变革“两税法”的轨道且有所前进。然而，君臣关系及籍没制等依然保留较多臣僚奴化的北制色彩。原因是多方面，其后清朝统治者再次带人八旗、包衣等旧俗，也值得注意。

元人胡祗通说：

法之不立，其原在于南不能从北。北不能从南。然则何时而定乎?莫若南自南，而北自北，则法自立矣。以南从北，则不可。以北从南，则尤不可。南方事繁，事繁则法繁。北方事简，事简则法简。以繁从简，则不能为治。以简从繁，则人厌苦之。设或南北相关者，各从其重者定。

应该承认：由于疆域过大、经济重心南移及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间的复杂联系，中近古乃至现代，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南北地域不平衡长期存在。胡氏承认南北差异，正视南北不平衡，主张依据实际情势制定相应政策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但胡氏只说对了一半，需要补充说明的另一半是，南制因素大体是唐宋变革成果的发展趋势，北制因素的核心则是北方民族频繁带人的主从隶属。像元明的军户世袭、“配户当差”户役法和籍没法以及臣僚奴化等，无不渗透着北制因素。后者对元明清社会和官僚秩序等都产生了多种负面的影响。代表唐宋变革成果的南制因素，则是先进的，引领潮流的，理应得到肯定和支持。诸如诸色户计“配户当差”与主、客户租佃制之间，臣僚奴化“廷杖”和赵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间，野蛮与开明、落后与进步的差别，洞若观火，泾渭分明。只有在承认和支持南制因素先进性的前提下，兼顾北方，鼓励推动南制因素主导下的南、北整合发展，“南北相关者，各从其重者定”，才能顺乎潮流，才是理性和有益的。

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博弈整合的探讨，还能给予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与思考：数十年来，受“大一统”观念的影响，用单一范式命题去描述全国的体制、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几乎习以为常。其实，“大一统”本身，不仅和经济发展、民族文化等发生制约、互动，同时也和地域差异等发生制约、互动等联系。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特别是冈北方民族多次入主中原而直接导致的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及社会精英群体南渡，单一或整体一元化的思维范式和命题描述，往往不够周全，容易给揭示古代社会发展真相造成一定的障碍或困惑。就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而言，社会经济及民族交融，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基础或主线，其作用也大体是关键性的。

但是，中国的地域毕竟太大，社会经济及民族交融等往往是和南北地域差异混合在一起，共同影响制约着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东晋和南宋两次南渡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百年左右的南北分裂对峙，以及10世纪以来长江中下游文明地带崛起及其与黄河古老文明地带、大漠草原文明等并存。于是导致以淮河、秦岭为界的南方、北方，长期构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文化及区域子文明等颇有差异的两大地域板块。以上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及民族交融等主线因素，遂经常是以南、北地域为载体，来施展或表现。南、北地域等不平衡发展的“累积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几乎所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唐宋变革抑或元明整合发展，都隐含着南、北地域差异博弈整合的内容。换言之，考察中国古代历史，在通常关注社会经济及民族交融等主线的同时，应格外重视南、北地域关系的视角，格外重视前者藉后者为载体来施展表现的情势或机制。唯有如此，才能准确全面地把握古代历史发展的真相与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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