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治安】

明前期承袭北制颇多与南、北制因素的两次整合

朱元璋曾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作为北伐和翦灭元朝的旗号，明朝建立后，也采取过定都南京，惩元末权臣和贪赃之弊，废中书省和丞相，以三司取代行省，创建卫所取代部族兵制以及“黄册”和“鱼鳞册”等新制度，力图较多摆脱蒙元旧制，使国家体制恢复到汉地传统王朝的固有形态上来。

但不容忽视的是，朱明王朝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颇多的元朝制度。这与朱元璋、朱棣父子带有个性色彩的南、北政策以及朱棣迁都燕京都有密切关联，客观上更是元朝覆灭后所遗留的社会关系、文化意识等潜在影响使然。

朱元璋的旧部大都集中在濠、泗、汝、颍、寿春、定远等淮西贫瘠区域，地跨淮水南北岸，“习勤苦，不知奢侈，非若江南耽逸乐者比”。该地曾经是宋金及宋蒙边境，早在乃马真皇后称制后期即开始受到蒙古军攻略，蒙哥汗四年（1254）起，已有部分蒙古汉军屯戍该地。而后，有名的张柔亳州万户等即以亳州为据点，长期在泗州一带攻略。该地世祖末划归河南行省，区划上开始和江南三行省相隔离。

就元明之际的情况看，无论是行政区划抑或风土习俗，朱元璋及旧部起家于南、北方交界之处，文化习性上半南半北，多半像北方人，也往往不被江南人认同为南人。又兼元末多数苏松“大户”士人党附张士诚，朱元璋始终没有把江南和江南士人当做可信赖的依靠力量，尽管他在某种程度上亦任用刘基、宋濂等部分浙东士人。总的来说，朱元璋与江南士人一直是合作、对抗相参，有时甚至是对抗多于合作，还以重赋及粮长制等，打击苏松“大户”及十人。对北方士人，朱元璋则较多属意或眷顾，晚年曾以科举偏袒南士的罪名处死南入主考官白信蹈等，还特意策问擢61名北士及第，这就是有名的“南北榜”。由此，还形成了分南、北取十的制度，与元朝科举相近。

朱元璋像

建文帝则重用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江南士人，主张宽刑和均平江浙田赋，放弃朱元璋的猛政峻法和苏松重赋政策，坚持的显然是与乃祖迥异的南方本位及“仁政”。

朱棣“靖难”起兵燕京，其军事上的依赖力量之一是元朝降将张玉、火真（蒙古人）以及骁勇善战的蒙古朵颜三卫，北直隶又充当其军力和财赋的后方。燕京及大漠南北还是朱棣戍守征战的功业所在。直到明朝中后期，保定、大同一带长期驻扎着1500人左右的降明蒙古、女真、回回兵卒等组成的“达官军”，后易名“忠顺营”。朱棣最后迁都燕京，又残酷打击包括江南士人在内的建文帝势力。他奉行的无疑是比朱元璋更为明朗的北方本位。

郑克晟教授关于明朝南方地主与北方地主的研究，日本学者檀上宽关于明朝专制政体历史结构的探讨，对笔者的启发良多。洪武“南北榜”，仁宗朝“南北卷”，朱元璋制造空印案、胡惟庸之狱、郭桓案、李善长之狱、蓝玉之狱和朱棣“靖难”后残酷镇压建文帝阵营的南人集团以及最终迁都北京等等，都是以打击江南地主，突破明初定都南京后“南方政权”的狭隘局限，建立朱氏南北统一王朝为最高目标的。而朱元璋一朱允炆一朱棣三帝南、北政策的摇摆变动，包含着明统治者在南、北方略上带有个人好恶的摸索与调整，其结果则加剧了明前期与元朝相似的南、北方，南、北人间的对立。

武宗时内阁大学士焦芳，河南沁阳人，“深恶南人，每退一南人，辄喜。虽论古人，亦必诋南而誉北，尝作《南人不可为相图》进（刘）瑾”。郑克晟指出：南方地主与北方地主的矛盾，始终反映在明廷内部的一些政策中。这种斗争几与明王朝相始终。更应注意的是，南、北方差异对立，实乃6世纪前后开始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特别是北宋与辽到元与南宋长达317年的隔绝对峙在元、明统一条件下政治的、文化的惯性持续。其直观表征是：区域上的南方、北方的差异或对立，族群上的南人、北人差异或对立。明朝南、北士人的纷争对立，承袭元代南人、北方汉人间的隔膜分野，很大程度上又是以当时南、北社会文化差异博弈或冲突为基本动因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明成祖曾多次率铁骑亲征漠北蒙古，在武力剿灭北元贵族势力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草原野蛮剽悍习俗和蒙古主从关系的影响。藩王时期的朱棣曾奉命征讨蒙古乃儿不花，“倍道趋迤都山，获其全部而还”。即皇位后，又相继于永乐八年（1410）、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亲征漠北，驾凡五出，年垂二纪”。即使不论朱棣生母是否蒙古弘吉刺氏，朱棣本人无意中受到的草原习俗熏染影响，对他实行比乃父更为明朗的北方本位政策，显然是有助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