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君主独裁与臣僚奴化

元朝北制虽不能简单地和君主独裁专制画等号，北制中尚含有贵族特权和宰相“委任责成”模式及权臣当国等因素，但官僚臣仆化等又带有劣根特质。如郑思肖所说：“诸酋称虏主曰‘郎主’，在郎主傍素不识‘臣’，唯称曰‘解奴婢’。‘解’者至微至贱之谓”。“受虏爵人，甲可挞乙，乙可挞丙，以次相制，至于伪丞相亦然。挞毕，仍坐同治事，例不为辱”。元末叶子奇亦云：“尝读《酉阳杂俎》书，见其记汉礼，天子临朝……尚犹存此等体貌大臣之礼。后世之待大臣，直奴仆耳，直牛羊尔。”可谓洞见底里。

前揭朱元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之言和忽必烈“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的诏谕，大同小异，惟妙惟肖。朱元璋直接诋毁宋儒等有关道统高于君统的学说，编造出一套“君主即名教”的说法，充当镇压诛杀士大夫的理论依据。由此，君臣关系经元入明，步人最黑暗的时代。元代及以前，士大夫尚能普遍遵奉“出处进退必有道”的信条，君主有道，君臣相得，士人可以出而仕；君主无道，君臣不相得，士人可以退而隐。包括元朝在内的历朝历代都有一批名儒士人退而隐居。而隐居山野的名儒士人是否被君主以礼招用，还长期被奉为君主有道与否的重要尺度。然而，朱元璋《大诰》面世后，士大夫退而隐居山林的权利或自由，也被剥夺。谁敢隐居“不为君用”，就是大逆不道，就要招致杀身籍没之祸。这是专门打击士大夫的文化专制主义，是对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彻底背叛，而且流毒甚远甚广。

尽管明代的科举学校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士大夫一直受到皇权强有力的压制，一直处于被朱明皇帝任意惩处的奴仆地位。廷杖作为“国粹”和法外刑，“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从明初一直打到明末亡国，明末还形成某种固定程序。在朱明皇帝独裁专制的淫威下，臣僚的“致君行道”，多数只能是伏阙死谏，以尽臣节。给人的初步印象是，经过元朝和明前期君主独裁与臣僚奴化的“洗礼”，“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元明士大夫仍然不乏追求道与道统的勇敢执著，但和宋儒相比，主体意识和自为精神多显著退化，只是在方孝孺、解缙和李贽等个别非主流和悲剧性人物身上，还能看到宋儒精神的回归弘扬及其对独裁专制淫威的努力抗争。

影视作品中的方孝孺

两宋的皇权虽有所加强，但它属于唐宋变革中的“君权相权互动之下的君主专制化”（前揭张广达文）。元明承接了第二个北朝“家臣治国”和臣僚奴化的野蛮旧制，清代在某种意义上也与此相似。明清废掉宰相和相权，进而取消了士大夫官僚体制内制约皇权的代表性力量，取消了“君权相权互动”的机制，为皇帝独裁专制的非正规性或随意性大开“绿灯”。仅保留的丧失宰相名分及权力的“内朝”御用秘书班子，还始终与北朝“家臣治国”及臣僚奴化的野蛮旧俗掺和混杂在一起。

吴晗先生曾概言，元明清三代君臣关系转变为主奴化，可谓独具慧眼。这段时期皇帝独裁专制，随意性和非正规性的成分增多，在贵族政治削弱的情势下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胀发展。皇帝独裁专制以臣僚奴化为代价来强化自身，恰是元明清皇帝独裁专制与两宋君主专制的差异所在。我们应该注重北朝“家臣治国”和臣僚奴化旧制所构成的“长时段”社会文化规范在助长元明清皇帝独裁专制过程中的特殊效用，注重这种情势下君臣关系的文化构架和士大夫的认同是否发生较大的变化。正是上述渗透着主从隶属色彩的社会基本关系，构成了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土壤或社会氛围。

结语

多方面的探究考察昭示，由于中古社会经济与民族融合的混合作用，元朝统一以后南方与北方的地域差异依然显著存在，导致国家制度或体制层面亦呈现南、北因素的并存博弈。元政权北制因素的势力过分强大，北方制度向江南的推广移植明显多于南制因素的保留及北上影响，初次博弈整合的结果，北制因素稳居上风。元明鼎革，明前期继承元朝制度颇多，南、北制因素复合并存还在继续。朱元璋、朱棣个人因素与社会关系的顽固力量等，致使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那次整合仍然是北制多占优势。明中叶以后南、北制因素或体制开始实施另一次整合，且改为南制占主导。先后经历元朝、明前期以北制为主导和明中叶以后南制为主导的三次整合，明后期才重新回归到代表唐宋变革成果的南制方面且得以升华发展。此乃元明二朝因南、北差异而展现的社会整合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走势。

我们承认史乐民、万志英的“宋元明过渡说”比起伊懋可“倒退消沉黑暗”说，有了明显的进步。实际上，从唐宋变革到晚明、清繁盛的数百年间，南方和北方差异很大，南方大体承袭唐宋变革而延续发展，北方则出现断裂或“倒退消沉黑暗”。在实现南北统一后，又借元、明三次南、北制因素的博弈整合、融汇互动，迎来了全国范围内新的发展高潮。其中，博弈与整合的机制，尤为显著，很大程度上是为全国规模的新发展或新升华提供了基本动力与路径。又兼，南宋始终坚持和发展唐宋变革的成果，将其列入“过渡”，似乎欠妥。明后期是社会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开始，将其归人“过渡”，也不太适宜。鉴于此，将史乐民、万志英等所谓“宋元明过渡”描述为“元和明前期整合与发展”，似乎更为确切。无独有偶，唐宋变革某种意义上亦涵容着隋唐统一后南朝、北朝二因素的博弈整合且演化升华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