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们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我印象中的邓小平以及我对他的一些思考。今天我想谈谈邓小平关于开放政策的一些思考。

改革开放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不得不感佩邓小平当年的担当和勇气。

1978年他去日本访问，他指示随行的央视摄制团队：“你们要少拍一点我，多拍人家的现代化建设，多拍日本普通百姓的生活。”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的，因为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大家对外部世界了解很少，当大家从电视里看到日本普通工人的家里也有电冰箱的时候，给国人带来巨大的震撼。邓小平用这种方式来激励国人，我们要义无反顾地推动改革开放，奋起直追。随后中国就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

80年代初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诺大的北京，没有几个像样的酒店。香港的“世界船王”包玉刚表示愿意出资在北京建一个一流旅游饭店，但希望以他父亲的名字“兆龙”命名。反对的人不少，说这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邓小平作了一个批示：这对我们有利，同意命名“兆龙饭店”。他还亲笔为饭店题名并参加了开业典礼。我想邓小平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一个酒店项目的成功，展示中国对外全面开放的姿态。

大家知道，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但关于特区的争论，在整个80年代就几乎没有停止过。

1985年，针对港台媒体利用邓小平讲过的一句话——“深圳对我们来说是个试验”——散布邓小平认为经济特区已经失败的谣言。邓小平对一批来访的日本朋友说：“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怀疑，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的判断，建立经济特区的话是不是改变了。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深圳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并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

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邓小平推动特区建设的战略思考。邓小平是从整个国家改革和整个世界发展的视角来推动特区进行改革开放试验的。这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超大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动地融入全球化，并力求在这个过程中趋利避害、壮大自己，这对整个世界都是一项伟大的试验。

关于如何开放，邓小平的总体思路相当完整。

1987年3月8号，他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先生，我担任了这场会见活动的翻译。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对中国的开放政策做了一个相当全面的介绍，他当时用的概念是“两个开放”和“三面开放”。

“两个开放”指的是“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他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今天看来这个表述非常精准到位，甚至相当超前。

对外开放，我们今天都懂，什么是对内开放呢？邓小平自己做了这么一个解释：“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就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

在中国特定的时空环境内，“对内开放”四个字可以说是抓住了解决许多问题的牛鼻子：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条块分割和互相封锁，所有制歧视、等级观念、垄断权力等，都需要通过不断地“对内开放”来解决。今天中国已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打破各种各样的数据封锁更是新经济迅猛发展的先决条件。

所以可以说，即使在今天，“对内开放”仍然是针对中国特定情况而开出的一贴良药。

至于“三面开放”，邓小平当时是这样说的：“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是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的开放，而不是一个方面的开放。”

相当长时间内，很多中国人理解的对外开放还只是对西方的开放，但邓小平认为这是不全面的，对非西方国家的开放，也“有很多文章可以做”，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

没有邓小平当时提出的这种全方位的“三面开放”，中国哪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今天美国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但中国后劲很足，定力很大，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通过连续40年的开放，一步步走来，从沿海开放，到沿江开放，到沿边开放，到一带一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看到了非西方世界有大量的投资和贸易机遇，只要用心发现每个国家的独特之处，每个国家都有文章可做，处处都是你的用武之地。

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超前认识和规划，带来了中国的迅速发展。过去五年中，光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近6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超过8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建立了82个经贸合作区，总投资超过了280亿美元，有近4000家企业落地、动工、投产。今天世界上近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连续多年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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