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晚明商品经济和城市商业化的发展较快，东南沿海城镇市民社会或有雏形，儒士世俗化非常明显，思想禁锢大大减少，等等，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南宋后期城镇社会的延续与发展。人们在综观10世纪—15世纪的历史之余，常常会有这样的朦胧感受：明后期与南宋非常相似，万历以后很像是对南宋社会状况的“跨代连接”。其奥秘或许可以从前述南、北制因素的并存、整合、再整合及回归之中去探寻。诚然，“跨代连接”或回归，只是就脉络方向而言，经上述博弈整合，还在新的条件下滋生或升华出新的发展热点。尤其是在南宋、元朝基础上人超颇丰的海外贸易长足发展所带来的大量白银流人，取代元和明前期的纸钞，长城“九边”防御体制所造成官府采购对东南工商业的有力刺激，伴随漕运发展起来的运河城镇经济繁荣等。这三者应该是宋元所未曾有过的，某种意义上又是自明中叶南、北制因素的博弈整合、融汇互动之后的新发展和新进步。

然而，在某些领域内北制因素，或改变无多，或依然如故。主要是伴当仆从隶属，籍没制及贱民遗留，内朝官及宦官沿用怯薛家臣制，君主独裁与臣僚奴化等。四者持续通行于元明两代，对明代朝野的影响普遍而深刻。

长城

（一）伴当仆从隶属

《蒙古秘史》中，伴当为蒙古语“那可儿”（niikurnoker）的汉译，起先多表示同伴、朋友之义，1206年成吉思汗组建万人怯薛之际，伴当已含有“随从”等衍生义了。回是时伴当对使长的主从依附隶属，已显著增强。成吉思汗曾以“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为由，毅然杀掉背叛使长的桑昆之伴当阔阔出，西征时又诛杀钦察部告主之奴。元代奴婢私属通常不敢侵犯使长，或与成吉思汗上述严厉举措，有一定因果联系。入元以后，或许受蒙古“门户奴隶”“既是奴隶，又是伴当”习俗的影响， “伴当”亦逐渐偏向仆从、随从。如元杂剧杨显之《临江驿潇湘秋夜雨》第四折驿丞坐场诗曰：“管待钦差犹自可，倒是亲随伴当没人情”。此处“钦差”的“亲随伴当”，肯定是意为仆从、随从了。傅衣凌教授《伴当小考》指出：“关于伴当的起源及其使用的年代……当知其在于元明两代。……他和随从、家仆、梯己百姓、奴婢以及部曲户、乐户等，同为元代社会中的不自由贱民。”

明代军官占用和役使“军伴”，非常普遍且长期合法，明廷曾多次颁布“镇守总兵、分守、守备内外官员”合法占用役使“军伴”60名至1名不等的规则。万历中仍有江西南昌卫等军官“滥捉余丁，充役奴隶”，“由祖及孙，世属其奴隶”。至清雍正朝，江南徽州、宁国二府依然有“伴当”“世仆”等残余。傅衣凌曾把元明伴当普遍使用的原因，归结于避免重税和经商便宜或体现政治压迫。需要补充的是，元代率先实施于北方而后又移植江南的驱口和“怯怜口”役使，也应是元明伴当普遍使用的另一重要背景。

（二）籍没制及贱民遗留

元代籍没的沉渣泛起，不仅移植于江南，也影响到明代。朱元璋兴胡、蓝之狱，连坐族诛功臣及其亲属4万余人。朱棣诛杀建文帝余党，又滥用株连籍没。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被株连九族、十族，或称“瓜蔓抄”。当时率先使用了《逆臣录》、《昭示奸党录》等，还由此形成籍没“律止是三条：谋反、叛逆、奸党”。万历年间，才限定于“谋反及大逆”。朱元璋《大诰》直言不讳：“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又欲将籍没滥用于不愿为其所用的士大夫身上。永乐中，翰林学士解缙下诏狱处死，“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忠诚伯、兵部尚书茹瑺子茹铨等27人及田庐亦被籍没。此后，诸如大臣显宦于谦、严世蕃、张居正，佞幸江彬、钱宁，宦官王振、汪直、刘瑾、谷大用、冯保、魏忠贤、王体乾等，皆遭籍家之祸。阉党、东林党之争中亦有被籍没者。民间反叛贼寇“不分首从，律斩枭首示众”，家属也籍没为奴。被籍没者一是“俱发功臣家为奴”，一是充官奴“谪戍”边疆。三百年后，清雍正朝批准出贱为良的山西、陕西等处乐户，即是永乐时被没人教坊司的建文帝余党亲属，长期沦为官妓乐人，永在贱籍。

解缙

（三）內朝官及宦官沿用怯薛家臣制

一般认为，元代的怯薛宿卫与明代宦官，属于不同朝代、不同性质的宫廷组织或势力。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在具有诸多本质差异的同时，亦存在一些类似之处。其一，宫廷内外职司，特别是执掌内朝相近。其二，与皇帝的主从或主奴关系格外牢固。

无论元代怯薛宿卫抑或明代宦官，其职司大抵能够分为掌管宫廷机务、掌管环卫宫禁、生活服侍和掌管皇帝产业四大类。它们皆组成“内朝”，协助皇帝实施最高决策并处理机务。与元怯薛比较，明代内阁和宦官组合成的“内朝”，有如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元代的“内朝”，基本上是四怯薛长及怯薛亲近执事组成，仅夹人个别宠信的宦官（如朴不花）；明代则是“内阁”票拟与司礼太监“批红”的组合，“批红”的宦官在内朝常居主导，且导致宦官专权。

第二，元世祖以后的中书省等朝廷枢要机构，是基于蒙古国时期汗廷大断事官和必阇赤长，吸收汉法宰相制度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与怯薛长及执事等“内朝”之间此消彼长，大体上处于逐步发展、逐步上升的状态。元末还形成了兼掌侍卫亲军等的权相当国。明代则与此相反，中书省和丞相等明初即退出政治舞台，从而导致宦官与内阁首辅相勾结而权重，导致皇帝对宦官主导的“内朝”的极度依赖。正如明熹宗的自我强辩：“如不用妇寺，何人答应?便著吏部等衙门尚书等官进内侍奉?”

第三，明宦官和元怯薛近侍不仅均是“内朝”的主导势力，而且在皇帝家奴身份方面有较多的相似之处。明宦官的皇帝家奴身份，自不待言，元代怯薛近侍与大汗之间，原本就基于草原贵族君主与那可儿（伴当）、使长与“门户奴隶”间的主从隶属关系。元末，脱脱15岁担任“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后位居右丞相，但仍尊称顺帝为“郎主”而自谓“奴婢”。世祖朝近侍符宝郎董文忠的家内奴婢角色，最为彰显。姚燧《董文忠神道碑》载：董文忠常侍御榻，世祖皇帝视之为螟蛉养子，甚至能够“夜杂妃嫔候侍休寝榻下”，毫不回避。像董文忠等替代宦官负责内廷生活服侍的怯薛近侍，为数不少，且未见其淫乱后宫。

究其根源，估计是他们与皇帝后妃间不可动摇的主奴关系使然。明宦官不仅沿用了元代怯薛近侍诸职能和“内朝”体制，还在与皇帝的主奴关系格外牢固方面，与元怯薛近侍大同小异。明后期，万历皇帝居然称太监冯保为“大伴”，意即大伴当。此时在皇宫内伴当与家奴，似可画等号。或者可以说，元怯薛近侍和明宦官在“家臣治国”方面，如出一辙。如果说仰仗皇帝对家奴的信赖及秉笔“批红”操控“内朝”，是明宦官突破朱元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圣谕而逾制专权的法宝，明宦官内部“各家私臣”和层层奴化的秩序，或是受到元宫廷怯薛组织内的“门户奴隶”主尊奴卑及“重台”、“人奴之奴”等习俗的较多影响。后者又可能是明代宦祸最烈，却没有像汉唐宦官废立皇帝如同儿戏的深刻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