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朱元璋实行的是半南半北的政策，眷顾中原北地的倾向尚带有偶然或不稳定性，以建立南北统一王朝为最高政治目标，朱棣就与乃父显著不同了。除了前述“靖难”，以燕京和北直隶充当根据地，以蒙古朵颜三卫等为军旅精锐，还应注意他残酷打击镇压建文帝势力，自然容易站在建文帝南方本位的对立面，遂导致“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士用之”等政策，导致其封爵燕王，肇兴且起兵燕邸，最终迁都燕京等以燕京北地为基业所在的新体制。又兼他亲征大漠蒙古时所受草原习俗及主从关系等影响。其结果，朱棣实行北方本位政策，就形成了主、客观综合支撑等较为成熟、稳定的态势。

明长陵

朱棣受北方习俗影响和迁都燕京以及更为明朗的北方本位政策，无意中造成明前期继承元朝或北方的因素较多。明朝的军户制，“配户当差”的户役法，官府手工业和匠籍制，行省三司制，宗室分封及诛杀功臣士大夫，等等，都可以看到元制或北制的影子，都是被朱元璋率先保留或变通，后又被朱棣等略加改造而长期沿袭下来。

军户世袭制。明初变通元千户和侍卫亲军制，创立卫所制，但依沿用元军户世袭制。“靖难之役”与大规模对蒙古用兵，也造成沿用军户制签取军士的急迫需求。卫所军士另立军籍，与民籍分离。军户世袭，一人被垛为军，进入军籍，一家人世代充军。其身份、法律及经济地位，比较低下。既无4顷赡军田免税的优待，又常与“谪发”罪犯为伍，故逃亡严重。

“配户当差”的户役法。明初沿袭元全民服役旧制，实行“配户当差”，分编为若干役种户籍，主要有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四大户计，前期还有油户、酒户、羊户等80余种专业户计。统一实施役皆永充，役因籍异，役有役田，以户供丁的户役法。田赋不仅是土地税，也是役。无论赋与役，都是建立在朱明皇帝对全国土地和人口领属占有的基础之上。田是皇田，民是皇民，各色人丁必须收籍当差。朱棣营建北京等重大工程，也带来徭役的扩大化。这与元全民服役秩序，几乎亦步亦趋。

官手工业与匠籍制。明前期沿袭元朝官手工业制度，官手工业长期是手工业的主体。还实行工匠世袭的匠籍制，一旦进入匠籍，就必须世役永充，以轮班、住坐两种方式，为官府局院无偿服役。

我们应高度重视朱棣迁都燕京的重要作用。如果建文帝继续执政，如果朱棣“靖难”后不迁都燕京，明朝南、北制因素复合并存的局面，肯定会比较短暂，以江南为主导的南、北制因素的整合，肯定会大大加快，南制或南方化的步伐也会大大加快。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如此发展，偏偏走上了朱棣迁都燕京的路子。而迁都燕京，应当在明前期政策本位自南而北或南、北整合基本以北制为主导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意义。换言之，朱元璋、朱棣父子，特别是朱棣个人经历和政治文化心态等偶然因素，严重地影响了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整合及走向，致使此番整合再次以北制占优势。于是，明朝南、北制因素的整合遂被分为前期和中叶两阶段，前期是北制占优势，中叶才是南制占优势。

紫禁城

或许有人会以朱元璋等惩元末权臣当国和法纪废弛等弊端、实行严刑“重典”惩治贪官、屡兴大狱处置触犯皇权的宰相、士大夫等政策，认为明代制度独立自成一体，承袭元制无多。我们承认，在上述几方面，明朝确有自身特殊性。但刑罚宽严，只是王朝政策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正如秦、西汉法度一严一宽，泾渭分明，并不妨碍在基本体制上的汉承秦制。元、明两代刑罚宽严，与秦汉类似，只是发生了秦严汉宽和元宽明严的位置颠倒而已。社会关系和基本制度往往会跨越王朝界限，在相连王朝之间前后因袭。秦汉、隋唐、明清都如此，元明亦难例外。

我们也承认，朱元璋的独裁专制和虐待士大夫，并非单纯是元旧制使然，相当程度上又是以朱元璋个人“乞丐和尚”卑微出身所萌生的猜疑病态心理以及效仿刘邦等为另一根源的。然而，抛开病态心理等偶然性，剥离由此派生的严酷虐待臣僚等个性政策，与元代亦有共通或相近处：那就是全民当差服役和臣僚奴仆化。这恰恰是明朝继承元制颇多的基本方面。否则，从宋代“不抑兼并”的主、客户制到明代全民当差服役，从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到明代严刑峻法处置士大夫等，都会出现历史的和逻辑的断裂、空白。

明中叶以后较前期明显改变，南、北制因素开始实施另一次的整合，而且是改而以南制占优势或为重心。主要表现在军户制、“配户当差”的户役法、官府手工业和匠籍制等相继被南制或南方的相关形态所代替，继承唐宋变革基本成果的南制因素逐渐上升为主流。

募兵制替代军户制。从英宗正统末开始，朝廷派官员四方募兵，入伍后按日发饷，军饷来自朝廷财税。募兵，起初主要是补充京军和北方九边兵员，后来因东南抗倭用兵而组建起来的“戚家军”、“俞家军”等也属募兵。明后期的募兵，与唐神策军、宋禁军一脉相承，都是职业兵制。募兵的复兴和比重加大，意味着明代军制的基础逐渐回归到代表唐宋变革成果的南方体制方面。

“一条鞭法”取代“配户当差”户役法。户役法松动，可追溯至正统中田赋折货币的“金花银”。而后是正役改革，以宣德中“均耗折征”起步，推行核实土地而平其税粮，还实行固定役额、缩短轮役时间的里甲正役改革。另一方面是徭役改革，重点是银差渐多、计丁验粮轮当、定期审编的“均徭法”，又辅以“十段册法”。最终是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融人中叶赋役改革成果，合并赋役项目且能折银，部分徭役摊人田亩。这又意味着明后期赋役制同样回归到南制方面。

民营纳税淘汰匠役制。明中叶以后，匠籍制和轮班住坐，陆续变化。一是景泰五年（1454）将原五班轮流，改为四年一班，以减轻负担；二是成化二十一年（1485）实施班匠征银免役。官府手工业和匠籍制逐渐趋于瓦解，改而施行民营为主和重在征税。这也大体恢复到中唐两宋的轨道。

总之，明后期，尤其是万历九年（1581）的“一条鞭法”，应该是南、北体制因素再整合的关键。核心内容当为税粮与徭役“通融科派”。某种意义上，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条鞭法”，亦是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

令人奇怪的是，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前，江西、南直隶、浙江等地已于嘉靖和隆庆年间率先实施，但北方实行较晚，阻力颇大。如万历五年正月户部给事中光懋上奏弹劾：“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宜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变地产以避之”。东阿籍进士、官至礼部尚书的于慎行亦撰文批评“一条鞭法”在北方未必便利和“宜民”。山东德平籍进士、历官河南巡抚和户部尚书的葛守礼，隆庆初亦奏言：“近乃定为一条鞭法，计亩征银，不论仓口，不问石数，吏书夤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竭力强调“愿敕所司，酌复旧规”。

从张居正所拟圣旨和致山东巡抚李世达书信“法贵宜民，何为南北?”“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等措辞中，亦能窥知北方、南方吏民对“一条鞭法”毁誉不一，争议颇大。北方官员士大夫对“一条鞭法”颇有微词，这不仅仅是北方十人和南方士人营垒对立的缘故，更深刻的根源在于“一条鞭法”主要符合江南社会经济发展及社会关系的需要，而在北方自耕农占多数的情况下，劳动力不值钱，获取、积累白银困难，丁徭旧法等则简单易行，便于征集。自隋唐以来的近千年间，北方实行计丁收税及徭役制的时间长达650年左右，实行两税法却只有350年左右，无论是官府还是百姓对全民当差服役的丁徭旧法，都已习以为常；反倒是对计亩征税派役，有些不太适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