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们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我印象中的邓小平以及我对他的一些思考。今天我想谈谈邓小平的底线思维。

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所以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需要有底线思维，否则什么决定都做不成。所谓底线思维就是把事情推到最坏的局面，然后看能不能应对，如果能够应对，你就可以大胆出牌了。邓小平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军事家，长于底线思维是他的一个最大特点。

80年代香港回归问题是个棘手的问题。我们要收回香港，但当时香港是中国外汇来源的最大渠道，英国人借机散布这样的观点，如果中国收复香港，香港本土的资金就会大量出走，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中国肯定承受不了这种代价。

但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思考得非常透彻，这就是他的底线思维。他认为，如果中国把现代化事业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前提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至于资金外流，他认为，只要我们政策正确，流走的资金还会流回来。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底线思维，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又被称为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时，几乎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

撒切尔首相因为刚刚打赢了与阿根廷的马岛之战，所以有点气高志昂，甚至坚持当年的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邓小平明确告诉他，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如果英国不愿意谈，中国将在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内，自己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

撒切尔认为如果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邓小平回答说，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邓小平还说，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邓小平认为：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

他还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甚至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这大概是撒切尔夫人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一次会见。会见结束后，心事重重的撒切尔还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跌了一跤，一时成为重大新闻。

中美关系也是这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里根竞选美国总统前后，说了许多要和台湾恢复外交关系的话。后来担任总统后，有所收敛，但还是希望以“帮助中国抗苏”为由，来换取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

他曾派人转告邓小平美国拟向台湾派遣总统的‘私人代表’，邓小平严词拒绝，邓小平当时说，中国虽然是穷国，但不会低三下四求人，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们不会拿台湾问题和任何外国交换任何东西。

一次我给邓小平做翻译，他回忆过这段经历时这样说，“美国做了很多小动作，我说，这会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他们要恢复美台关系，那我们就可以让中美关系倒退到70年代甚至60年代水平”，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坚定可见一斑，邓小平作了最坏打算的底线思维。所谓７０年代的水平，那就是中美双方关系降到建交前的在互设联络处水平，所谓６０年代水平就是断绝外交关系。

80年代，因为刚刚经历过文革，大家对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成功也有不少疑虑。邓小平在许多场合都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在探索。但当有人问他，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一般都会强调两点：第一，党的领导；第二，公有制占主体，但公有制的形式也要改革。

我个人认为这也是邓小平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线思维。所谓党的领导，就是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所谓公有制占主体，就是确保国家手中有必要的资源。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我们也有不少失误，这些失误怎么发现，怎么纠正过来的？主要就是靠这两条。每隔一段时间，党中央就要审时度势，看看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做对了什么，还存在什么问题。比方说，改革开放后，东部先发展起来了，东西部差距拉大了，党中央就做出西部大开发的决定。而公有制占主体，就是确保国家手中有必要的资源来执行这样的决定，哪怕是提供启动资金，所以才有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功实施。

实际上，底线思维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各项事业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进程中，乃至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甚至生活中，底线思维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学习他的底线思维能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有更大的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