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关培凤 万佳】

鉴于“边界问题”在印度国内的敏感性与热度，莫迪政府上台以后，印度的智库和主流英文媒体关于此类议题的报道与评论层出不穷，并呈现出以下鲜明特点。

其一，在印度的书写语境中，倾向于将中国塑造成一个在边界问题上“虎视眈眈”的具有“亲略”性的邻国。

莫迪上台以来，中印两国在边境地区多次发生对峙。边境一线的紧张和中印两国整体实力有较大差距的现实与上世纪60年代印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的惨败记忆相结合，使印度国内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正常的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充满了警惕和怀疑。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甚至诬蔑中国进行“亲略”，已经成为印度长久以来的习惯性舆论。

加勒万河谷对峙以来，面对几十年来少有的边境严峻形势和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和姿态，印度舆论更是反应激烈，刻意诋毁和抹黑中国，塑造中国的“亲略”和“威胁”形象。前国家安全问题组成员马诺伊·乔西（Manoj Joshi）也在边境对峙期间强调“中印边界西段的局势让印军相信，印度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北部邻国，而不是西部邻国”。

“中国威胁论”不仅延伸为“边境入侵威胁论”“中巴两线威胁论”等，还逐渐成为了印度版的政治正确。凡论及印度的周边安全隐患，其舆论往往“言必称中国”。

其二，印度舆论重视追踪报道、评论印度本国边境的基础建设和军事部署，强调以此对抗中国的重要性。

莫迪刚接任印度总理之际，国内安全分析人士尼廷·戈卡莱（Nitin A. Gokhale）就直言道：“尽管在2013年印中两国签订了首份边防合作协定，以期建立双方在边境军事领域的政治互信。但实际上，印度从未放松对于中印边境地区的军事建设。印度军方抽调了更多兵力部署在锡金、‘伪阿邦’（我国藏南地区）和拉达克等地区。”

即便是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中印关系回暖、升温之时，印度国内舆论也从未放松对本国边境地区尤其是中印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关注。

2019年4月，即武汉会晤结束一周年之际，《印度时报》大篇幅报道了印度军方主办的由比平·拉瓦特将军主持、为期一周的军事指挥官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强调印度政府目前迫切需要加强从拉达克东部到“伪阿邦”（我国藏南地区）与中国边境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

加勒万河谷对峙以来，印度舆论在大肆攻讦中国的同时，也不乏强调加强中印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对抗中国创造更有力有利条件的报道和评论。《印度斯坦时报》就曾对印度军队在边境增兵进行大篇幅报道：“陆军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印度军队已经向印中边境西段派遣三个师与几个中队的坦克部队、火炮与机械化步兵，加强军队部署以应对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军事存在的强化。”

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疑似去年加勒万河谷事件中“被俘”印度士兵的图片

其三，印度国内舆论带有明显自我美化的色彩——突出表现为对峙期间鼓吹对华强硬，对峙结束后宣扬“印方胜利”。

印度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阿肖克·赛詹（Ashok Sajjanhar）在洞朗对峙后第三天就在国内大张旗鼓地宣称印度在此次对峙中取得了“胜利”，他认为“洞朗对峙是印度在政治、外交和道义上的巨大胜利。印度政府在极端挑衅面前坚定不移，这一事件将极大地提升印度作为全球舞台上负责任、果断和可靠大国的形象”。

2021年2月，印度陆军北部战区司令乔希（Joshi）在接受印度New18电视台专访，就中印边境对峙以来的情况进行全景梳理时，除表示当前脱离接触过程进展顺利外，还不断鼓吹“印度的成功”，宣称“中国丢脸”。此类论调的盛行不仅暴露了印度精英群体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印度失败的事实，也折射出印度大部分民众对中印边界争端形成演变的无知。

作为中印关系中最敏感的部分，边界问题被称为悬在两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一旦发生边境对峙，印度国内舆论就习惯性地放大两国关系中的负面因素，并由此强化了这柄利剑的危害性。

印度国内围绕中印边界争端的前述舆论及其特点的形成，既有历史因素的影响，又受当下印度决策层外交战略的规范，还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盛行和印度媒体自身的特殊性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