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青年MAGA运动领袖查理·柯克被枪杀，在美国乃至全球引起巨大反响。这起枪杀案反映了美国政治、社会面临怎样的冲突？特朗普政府对柯克之死的应对，与历史上的政治暴力有何不同？

【观学院直播厅-思想者说】第13期聚焦这起“悲剧”，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龚炯、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副教授孙太一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杰出教授黄靖三位在美国工作生活多年的学者，进行权威解读。

本文为对话实录下篇，上篇见链接。

【整理/观察者网 郑乐欢】

·持枪权的双重悖论：不同理解还是价值观的根本对立？

黄靖：实际上这就引出了两个核心问题：言论自由与拥枪权。关于拥枪，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双重悖论”。查理·柯克曾有一句代表性言论：“我不同意你拿枪来打我，但我捍卫你持枪的自由。”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你既然不同意别人对你开枪，却又坚决维护别人持枪的权利——他甚至认为，为了捍卫这项权利，即使付出一些人命的代价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关于拥枪权的争议，究竟是源于对权利本身的不同理解，还是价值观层面的根本冲突？

我在美国生活了将近40年，家中从未买过枪——尽管我也在犹太社区居住过多年。这只是我个人的选择。但在我看来，拥枪问题很可能反映了价值观的根本对立。正如刚才龚炯教授提到的，很多美国家庭，特别是右翼阵营及许多白人群体，不仅将拥枪视为一项权利，更看作是一种捍卫自我的责任。他们认为，保护自身安全的责任在于个人，而非公权力；他们不信任公权力，甚至认为公权力可能压迫人民。因此，持枪被他们视为对抗潜在压迫、保护自己的最后手段，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

观学院直播厅【思想者说】第13期

那么，我想请教两位教授：在美国，无论是拥枪还是言论自由，当一种自由的行使明显伤害到他人时——例如，你可以随意批评他人，却不允许他人批评你——这就不再是健康的言论自由，而可能滑向某种专制的行为。

我们知道，在民主理念中，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是“平等”与“自由”。但在任何群居社会或组织形态中，包括国家，平等必然是更为重要的前提。因为没有平等界定的自由是空洞的，缺乏平等约束的自由很可能退化为“丛林法则”。

因此，在我看来，对平等的捍卫至关重要。只有平等得到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具有实质意义，人的尊严才能真正确立。在此基础上，社会互利与合作才能实现，全体成员才能共同受益，社会进步也才有了根本保障。

那么，具体应如何体现平等呢？以言论自由和拥枪权为例，是否意味着“你有开枪打死我的自由，我也有开枪的自由”？这其中确实存在许多双重悖论。龚老师，您认为言论自由与拥枪权之争，是价值观的根本冲突，还是源于对利益的不同理解和解释？

龚炯：我认为对于美国的拥枪文化，其理解甚至需要超越价值观层面的探讨。黄教授刚才提到拥枪者最常用的理由是保卫个人安全、行使个人自由，但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很表面。美国的拥枪传统，必须追溯到其建国历史——这个国家从诞生之初就与暴力紧密相连。建国过程中的种族灭绝、对印第安人的系统性屠杀、奴役制度，其前半段历史几乎都离不开枪。包括后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带有强烈的暴力与攻击性，枪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因此，我认为拥枪已不仅仅是文化或价值观的问题，而是深深嵌入美国社会基因的一种特质。美国人骨子里相信暴力，他们对“自卫”的理解与我们东方人完全不同。举个例子：西部片里两个人对峙，腰间都别着枪。什么才算“自卫”？在他们看来，谁先拔枪，谁就是在自卫。这种对“防卫”的理解，反映出枪支已不仅是工具，而是身份认同与行动逻辑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美国整个民族、历史与文化中都弥漫着枪支的影子。这种对枪的根深蒂固的热爱，几乎是基因里、血液里带来的，极难改变。

我甚至建议从个人成长背景入手，分析那些对美国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力的人——他们从小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长大，是否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种“谁先动武谁主动”的逻辑，我认为这非常相关。总而言之，枪支对美国而言是基因层面的问题，远不止价值观冲突那么简单。

黄靖：我同意。我一直强调，美国的外交决策机构中，按重要性排序，国防部排在第一位，然后是国务院、国安会。美国总统一出事，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航母在哪里？”这不仅源于其霸权地位，也体现出一种武力优先的思维定式。例如，美国最早的外交政策——1823年的门罗宣言，就极具进攻性：宣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排斥其他殖民势力，不惜动武捍卫这一原则，几乎没有谈判余地。

那么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言论自由与持枪权之争，究竟是价值观分歧，还是如龚教授所说，属于更深层的文化与基因问题？我想请孙教授也谈谈看法。

孙太一：是的，关于持枪问题，因为我在威斯康星生活过很多年，现在又在华盛顿地区，感官上确实非常不一样，能感受到拥枪的群体非常多元，理由也各不相同。当年在威斯康星的时候，当地有狩猎文化，每年到了特定时候，大家就会去狩猎火鸡，过一段时间去猎鹿，再晚些时候去打熊，不同的季节分得很清楚。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专门放枪的保险柜，有些保险柜甚至是玻璃的，可以对外展示。所以当地人首先会觉得这是控制鹿群数量的需要，也有生态方面的理由。但你要从他们手中把枪拿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从小看着大人狩猎，十几岁的孩子就跟着大人一起进林子打猎了。

这种文化很难改变。不过在威斯康星，如果你去问，几乎没有人会支持平民应该拥有自动步枪这种能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武器，甚至半自动步枪很多人也不太能接受，因为打猎时一枪一发子弹就足够了。

到了华盛顿之后，你会发现游说团体非常强大。军火生意有巨大利益，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的影响力使得共和党的许多议员在上台前都要跟相关协会签保证书，承诺当选后不会反对拥枪。如果不愿意签，初选时可能就被筛掉了，或者政治对手会获得大量资金支持。

美国全国枪支协会

刚才龚老师也提到美国的政治文化，建国时有这样的理念：要小政府，大家都能拥枪，这样在政府出现暴政时，民兵可以集结起来挑战暴政。在美国中西部，大家都有大片土地，一旦拥有枪，就有安全感，觉得没人能侵犯自己的私有财产。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了很多群体。把这些不同群体加起来，在美国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拥枪群体，使得拥枪成为了重要的核心议题。

就柯克而言，言论自由和枪支问题一样，是一个双重悖论的议题。他口口声声说要推动言论自由，让不同声音在大学校园里得到发表，他自己创立了“Turning Point USA”组织，但却列了一个“Professor Watchlist”名单，把那些在课堂上讲述批判种族理论、批判白人至上等内容的教授列上去。虽然他口头说捍卫言论自由，但他的组织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挑战这些教授的言论自由。所以，无论是在枪支议题还是言论自由议题上，柯克身上都体现着这种双重悖论。

龚炯：黄教授，我想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您也在美国生活过，而我在美国生活了将近20年。我个人对美国社会最深的感受可以用两个词概括：一个是"gun"（枪），另一个是"god"（上帝）。这两个词在美国政治生活和普通人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我有一个评论：上帝是让生活美好的，枪是让生活安全的。但把枪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生活就既不美好也不安全了。这是我的感受。

黄靖：我有同样的感受。我在犹他州立大学教了9年书，最大的体会就是他们对宗教的虔诚——摩门教徒非常虔诚，对枪也非常虔诚。所以我得出同样的看法：如果你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上帝而对他人进行攻击，那么枪就是最有效的攻击手段。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我的信仰、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生活安定、我的幸福，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我可以随时随地对那些不同意我观点、不同意我的上帝，我认为有敌意的人主动发起攻击的基础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

正如你所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也体现了这种思维：一旦我认为你对我构成威胁，并且我能够消灭你，我就一定会先发制人，一定是单边的。这看来是美国一贯的政策。但如果打不过你，或者认为你和我同样强大，这时才能坐下来谈判。这里还出现一个问题。

孙太一：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的绝对情况和相对变化还是需要说明一下。在美国这样一个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权买枪的社会里，在政治如此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枪支暴力仍然算是相对罕见的情况——至少还是能成为新闻的。虽然不时会听到校园枪击这样的消息，但既然人人都能持枪，这本身反映出美国绝大多数民众还是比较理性、比较冷静的。当然，一旦有人头脑发热，就很难阻止了。

拥枪群体认为，要保护自己，在别人有枪的情况下，你自己也必须要有枪才能自卫。而民主党的想法是，如果大家都没枪，不是更安全吗？但这个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

当地时间2019年8月17日，数百人在美国旧金山市政厅外集会，要求联邦政府推动新的枪支管制立法，避免枪支泛滥引起的伤亡事件再度发生。

黄靖：对此我稍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把整个社会、全世界放在一起比较，你会发现美国的枪击暴力事件远远高于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欧洲一些允许持枪的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形态比较原始的国家，比如非洲。但就人与人之间、个体之间发生的枪击事件概率而言，虽然我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我知道美国肯定是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

我亲眼见过这样一件事，在犹他州的时候，好像是父亲和儿子，还是叔叔和侄子，拿着枪满城追。我们都不敢去劝，只能开车挡在他们中间。因为你如果直接上前，可能会挨一枪。不过这可能也只是他们表达愤怒的方式，并不一定真的要开枪打死对方。但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情绪是很难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