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右翼的联动与呼应：大趋势还是“群氓”？

黄靖：那么在当前美国的情况下，决策者面临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在于他们过去对信息的特权——无论是通过保密条件还是通信渠道率先获取信息——这一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这就更需要领导者具备沉着的定力，保证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决策。

而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却在反其道而行，尤其是特朗普用推特治国，使得整个美国从决策层到社会政治动向都越来越情绪化。我认为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不利的，甚至是危险的。

这里还涉及另一个与自媒体相关的问题。柯克被刺杀后，我们发现全世界的右翼群体中形成了一种波浪效应和联动。比如日本右翼群体也会高调纪念柯克，并对自己的政府提出批评。澳大利亚、欧洲，甚至我在一篇报道中看到，埃及这样的非洲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现象。无论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如何，各方都在利用柯克这一事件，导致整个右翼力量形成大规模联动。

我的问题是：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吗？即整个世界在向右转，特朗普走在前列，转向保守方向。比如印度右翼也在利用这一趋势。或者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一种所谓的“群氓效应”或波浪式冲击？我想听听两位教授的看法：当前世界政治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向右翼保守方向发展，尤其是在欧洲等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社会和政治现象？孙老师您怎么看？

孙太一：我认为当前许多国家右翼逐渐得势，总体上与二战后的全球化趋势有关。全球化曾给各国带来红利，但现在出现了一定的脱节，使人们开始反思全球化。当生活状况良好时，大家会感谢全球化、感谢自由贸易；但一旦发现自己的收入变低或饭碗不保，就可能转向民族主义。

眼下这波右翼崛起，很大程度上与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有相似之处，都涉及民族主义和宗教相关的动员。所以这个大趋势确实有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潮流的背景，但未必是单向的摆动。比如在法国，甚至在英国脱欧后，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反思，发现脱离欧盟后英国的生活并非如想象中那样美好，反而觉得当初留在欧盟内有不少好处。

我认为，其实很多人是将对现状的不满，表现在对反建制、特别是右翼思潮的支持上。但一旦右翼上台，人们又会进行二次反思，发现右翼承诺的美好生活并未实现。特朗普现在面临的美国社会就是如此——他竞选时主打经济牌，批评拜登时期的通胀和物价高涨，但特朗普自己发起的贸易战显然也带来了巨大的通胀压力。

美联储之所以迟迟不愿降息，直到这个月才降了25个基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通胀回落的信心不足，所以非常谨慎。因此，特朗普给美国民众画的“饼”现在也受到质疑。美国右翼思潮面临的经济状况和挑战，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之处。一旦右翼上台，他们若想继续向右推进，可能会困难重重。

黄靖：龚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龚炯：我认为政治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摇摆的历史，一段时间左倾，一段时间右倾，这很正常。从目前趋势看，未来几年似乎确实是右翼政治抬头，包括在美国，甚至在我们比较关注的欧洲也是如此。比如法国和德国即将举行的大选，恐怕会出现政局变动。我猜测可能会这样发展。

除了这个因素，我也想强调另一点：世界各地的右翼抬头，特别是在欧洲，其实与美国右翼主动“输出革命”有很大关系。你看JD·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还有史蒂夫·班农的组织在欧洲做了大量工作，与英国、法国的右翼进行交流和沟通。我甚至怀疑可能存在资金上的支持。这就是一种“输出革命”，与美国主流的右翼政治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密切相关。

黄靖：确实，如果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每当社会出现从左翼转向右翼或反之的逆转时，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这是经济出了问题。比如上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和纳粹主义同时在全世界兴起，当时无论美国还是欧洲，经济都出现了大问题。

我认为当前右翼突然泛滥或抬头成为大趋势，实际上反映了过去几十年经济繁荣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在欧洲、日本还是美国，都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迹象。这样一来，此前享受经济繁荣红利的左翼，现在自然要承担经济下行的责任。右翼的兴起正是对现状感到沮丧甚至愤怒的表现，这种情绪发泄到了马克龙、冯德莱恩、默克尔等左翼建制派身上，当然也包括美国的拜登和奥巴马，认为都是他们把局面搞糟了。

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了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自由全球化战略带来的红利。不过这个红利的最大问题是分配不合理，大资本获得了最大利益，而普通百姓实际上吃了亏。

接下来我想探讨最后一个问题：柯克被枪杀事件似乎加剧了美国的社会撕裂。我们知道美国历史上的肯尼迪遇刺、马丁·路德·金遇刺、里根遇刺，以及最近的弗洛伊德事件，这些事件发生时美国社会都高度分裂，两派情绪激动。但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基本上都采取一致的做法：第一，谴责暴力；第二，呼吁团结，在谴责暴力的基础上让美国变得更好。

但这次特朗普的做法很不同。他首先号召为柯克降半旗——尽管柯克没有任何公职身份，甚至派出专机和空军二号去接他，并为他举行大规模悼念仪式。而仪式上的发言嘉宾几乎清一色地进一步鼓吹MAGA理念，推动社会向右转。这岂不是在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这种做法与美国以往的处理方式很不一样。

图为柯克灵柩下机路透社

我记得特朗普的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2020年7月辞职时写过一封公开信，其中有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这位总统不是要团结我们，而是要分裂我们。”特朗普是一个制造分裂的总统，而不是促进团结的总统。作为总统，利用这种悲剧性事件来进一步撕裂社会，在我看来是很值得担忧的。孙教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这种处理方式？这对美国会产生什么影响？

孙太一：是的，我们一开始讨论过这个话题。我个人认为，特朗普在处理这类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并激发自己的基本盘，实现进一步动员。所以在柯克的追思会上，尽管柯克的夫人埃丽卡表示“我原谅枪手，因为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以德报怨”，但随后发言的特朗普却直言不讳地说自己与柯克夫妇不同，他“特别仇恨对手”。特朗普的这种表述虽然显示出他的直率，但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他的思维方式——他需要对立面来维持持久的斗争。

如果大家都和解了，他就无法持续制造话题、创造流量来动员基本盘。因此，特朗普的这种政治运作模式本身就使他很难与对手和解，也难以真正代表全体美国人民的利益来治理国家。到目前为止，他仍然只是代表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

龚炯：我接着孙老师刚才谈到的内容补充两点。首先，关于特朗普在追悼会上回应柯克太太引用的圣经话语——“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特朗普当场表示不同意。这本身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尽管他自称是“上帝的选民”，甚至说过“我是天选之子”这样的话。

其次，我想指出特朗普政府在这件事上明显采取了双重标准。就在几周前，明尼苏达州也发生了两起枪击案，与这次事件性质完全不同。那起案件明确是一起政治枪击事件，受害者是明尼苏达州议员夫妇。与柯克事件相比，受害者是州议员，而柯克只是一个民间政治人物。那起案件是明确的政治谋杀，但受到的关注和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

在这一事件上，美国联邦政府此前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然而对比此次，他们却大做文章——动用空军二号专机接送，计划将棺木安置于国会大厦供人瞻仰，还举办了规模盛大、全国转播的追悼会。这种处理方式与几周前明尼苏达州右翼分子针对民主党议员霍夫曼夫妇的政治谋杀案形成鲜明对比。那起案件同样是明确的政治谋杀，受害者更是现任州议员，却未获得同等的关注与待遇。这种明显的双重标准充分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此事进行政治操作，借机扩大政治影响力，同时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其目的可谓相当明确。

孙太一：特朗普其实本有许多机会可以团结美国民众、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但他刻意不这么做。因为在他的政治逻辑中，巩固基本盘才是首要任务。既然民主党支持者不太可能投票给他，那么全力激发基本盘的积极性就成了他所有政治活动的核心目标。

黄靖：最后我想与二位探讨一个问题：特朗普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这种“我方高尚、你方罪恶”的二元对立思维，对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尤其是一个仍自诩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有害的。

对内而言，一个撕裂、分裂的国家难以保持稳定。当你将对方妖魔化，试图压制甚至消灭对方时，必然引发反抗，导致双方都将对方视为敌人。这造成了美国最根本的问题——国家认同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分裂。正如中国古语所说“家和万事兴”，内部失和对一个国家是极为不利的。更糟糕的是，历史表明，当一个大国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其对外政策往往会更加强硬和具有攻击性。这意味着一个分裂的美国可能对世界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那么，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分裂、不确定的所谓“世界第一大国”所带来的挑战？最后，我想听听二位的看法。龚老师先来，您怎么看？

龚炯：我认为特朗普之所以不采取您所说的包容性政策，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与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密切相关。他的基本盘主要以白人、教会群体为主，而这部分人口比例在美国确实在持续下降。有预测显示，不久之后白人将成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因此，他可能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强化基本盘来维持其政治影响力。

关于全球应对之策，我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确实呈现出收缩趋势：强调西半球防御、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费用，在全球范围内的承诺和投入都在缩减。从宏观角度看，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着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的剧烈转变。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美国不仅撤退，甚至在某些方面进行破坏。从中国的立场来看，这既是一个重大挑战，也是一个重要机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恰逢其时，具有深远意义，值得我们积极推进。

孙太一：龚老师提到的问题很关键。特朗普这种以政治算计优先、利己主义的执政方式，在国际格局上反而为中国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期。由于美国的持续收缩，其留下的空间正好可以成为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新领域。

当美国对全球各国发动贸易战、加征关税时，这实际上为中国与美国传统伙伴国家深化合作提供了契机。我们观察到，就连沙特和巴基斯坦都建立了军事联盟，这表明许多国家正在积极构建排除美国在外的合作伙伴网络。中国可以在这样的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

近日，习近平主席就中国在《巴黎气候协定》框架下所做的努力进行了具体阐述。在气候变化等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议题上，中国完全可以在新兴国际网络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此前，一位曾在奥巴马政府负责气候议题的官员私下交流时表示：过去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肩负着全球领导责任，但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主动抛弃了这一责任。如今，国际社会自然将目光投向中国，期待中国承担领导角色。中国甚至无需刻意作为，就能在众多议题上被视为新的引领者。这确实是中国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回报，团结更多国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黄靖：好的，谢谢两位教授的分享。

柯克遇刺案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等多个层面都处于高度分裂的状态。在我看来，这种分裂的核心在于美国国家认同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对立——两股势力都认为对方代表的不是真正的美国，只有自己才是美国价值的正统继承者。

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也非同寻常。回顾美国历史，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高度分裂时期，比如马丁·路德·金遇刺、越战时期，甚至肯尼迪遇刺时，美国社会都曾陷入严重的对立。但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往往能够通过团结各方的努力，使国家重新凝聚，继续前行。而这次特朗普却采取了加剧分裂和对立的做法，这对美国的发展前景而言，确实不是一个好消息。

面对这样一个更加危险且不确定的美国，尽管其国力依然强大，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我认为中国近期采取的一些政策方向是值得肯定的，其中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明确表示不允许战乱蔓延至亚太地区——这一立场至关重要。毕竟，亚太地区聚集了全球61%的人口、60%的经济总量，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70%都来自这一地区。

通过近期阅兵和其他军事力量的展示，中国展现了维护地区稳定的决心。虽然中国尚未具备在全球范围内担当领导角色的条件，仍需推动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但至少在亚太地区，确保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应该也必须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承担的义务。

再次感谢二位教授，也感谢观察者网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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