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冲突乃至对立：仅仅是因为传媒方式不同吗？

黄靖：那么这里我想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至少从我的观察来看，在美国，媒体长期以来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力量。但大概从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随着网络的兴起，出现了社交媒体和自媒体。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自媒体和传统媒体在传播方式和内容上都很不同，不过起初它们还能相辅相成。

但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我们发现自媒体和传统媒体越来越对立，越来越分道扬镳。通常看自媒体的观众会认为传统媒体说的都是假话，都是些高大上、虚伪的内容。而传统媒体则认为看自媒体的人都不理性，没受过教育。

在这次柯克被暗杀的事件上，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对立就非常明显。传统媒体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都承认这是个悲剧，呼吁理性。而自媒体则形成尖锐对立的兩派，左右阵营都在激烈对抗，充斥着不容忍的声音，大量阴谋论在自媒体传播。

柯克遇刺现场纽约时报

如何解释这种社会现象？本来大家都是为了传播信息，自媒体的目的也是传递信息，实现信息多元化，让我们能做出独立、理性的判断。但现在却越来越情绪化，甚至连传统媒体也在向情绪化发展。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发表的一些社论，包括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虽然说是要给总统建议，但内容与我以前读到的很不一样，带着一种悲愤、急躁的非理性情绪，更加感性。

这种情况在美国社会是不是很独特？但这种倾向性确实非常明显。这对言论自由、社会和谐、社会运动和政治走向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孙教授，您怎么看美国越来越明显的传统媒体与自媒体之间的对抗和分裂，以及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孙太一：确实，我认为传统媒体有一定的职业操守和操作规范。比如美联社要做一则报道，可能需要核实多个消息来源后才会发布。而自媒体则不同，它们可以捕风捉影，不一定需要完全核实事实。这就导致传统媒体的运营成本要高得多。

但传统媒体还面临另一个挑战：经过核实的报道往往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很难吸引眼球，导致流量可能不高。而很多自媒体擅长捕捉事件中容易产生流量的爆点来吸引关注，比如使用特别劲爆的标题等。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自媒体很容易获得大量受众和粉丝，进而带来经济效益，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相比之下，传统媒体却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既要保持原有的报道规范和准则，又难以吸引足够的流量。因此，很多传统媒体也开始下场开设自媒体账号、制作播客等，但效果可能并不理想。

柯克本人就是这个流量为王时代的产物。他通过制作播客节目，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对事实的处理方法，吸引了大量听众。他不需要受制于必须核实每句话真实性的条条框框。这使得传统媒体，尤其是那些可信度较高的中立媒体，反而处于劣势地位。

当然，无论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是《华尔街日报》，它们的新闻报道和社论版块之间还是存在差异的。我认为新闻报道本身仍在追求客观事实，但这些媒体的社论版块实际上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的现状。

黄靖：龚教授，您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

龚炯：我认为这与传播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传统媒体采用的是一种“广播”模式，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本质上都是一对多的传播形式。为了扩大覆盖面，它们通常会采取相对居中的立场——这背后有商业利益的考量，过于偏激的立场会丧失部分受众。

但自媒体的传播逻辑完全不同，它依赖的是用户转发。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呈现“哑铃型”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中庸的内容很难引发转发欲望。自媒体需要提供符合特定受众偏好的、更具倾向性的内容才能获得传播。这就导致其内容往往不是居中而是趋向极端的。

不过我认为主流媒体有一点做得很好，比如福克斯新闻。正如孙老师所说，它们将新闻报道和社论评论严格区分。福克斯的评论板块可能偏右，但其新闻报道仍然尊重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自媒体往往将报道和评论混为一谈，一切都是观点。而主流媒体保持着新闻是新闻、评论是评论的专业界限，在新闻报道中仍然坚持事实标准。一旦将评论与事实混为一谈，事实本身就不重要了。

黄靖：作为一名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我认为在信息时代，自媒体的泛滥对美国这样的国家蕴含着相当大的危险。在传统媒体主导的时代，决策者拥有一个优势：他们能先于大众获取信息，这给了他们分析判断的时间，从而做出相对理性的决策。

而现在随着自媒体的泛滥，决策者和大众几乎同时获取信息。如果遇到像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通过自媒体进行决策，很可能为了抢时间而做出第一反应，这种反应往往是不理性的。就像有人在街上打你一巴掌，本能反应一定是打回去，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但如果能冷静思考，选择报警，反而能让对方受到法律制裁，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决策也是如此，需要冷静分析的理性空间，而自媒体的即时性恰恰压缩了这个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