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日关税谈判中的两大“顽疾”

参议院选举结果难以扭转日本对美谈判的整体走向。因为本轮美日关税谈判进程虽直接受国内选举议程牵制，但本质上必须在日本对美结构性依赖的背景下理解。在安全高度依赖美国的结构性现实下，这从根本上限制了日本在贸易摩擦中对美采取强硬立场的战略空间。自1960年以来持续不断的美日贸易争端中，日本都因美国压力而被迫妥协。1960-1970年代的美日纺织谈判中，由于日本为争取美国支持冲绳回归，面对美方在贸易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日本只能接受削减纺织品出口、扩大美国产品进口的安排，这也成为“经济换安全”的典型。

这也是为何，在竞选演讲中，在野党普遍批评石破茂外交无力，质疑其与美方缺乏高层信任关系，但却未能提出更具可行性的替代方案。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在6月19日决定不对石破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名义上是为避免干扰正在进行中的美日关税谈判，实则反映了一个政治现实：在当前政治与外交压力交织的背景下，几乎只有自民党具备足够的谈判经验、政治资本与制度资源，能够处理这场复杂且高风险的对美交涉。

这一结构性问题还体现在双边谈判目标分歧中。

其一，在交易范围上，特朗普则希望借关税谈判撬动其他议程，希望和包括日本等盟国在内达成包括军费分摊、汽车进口及贸易逆差三大主要议题在内的“一揽子”交易；日本则强调贸易谈判必须与货币汇率、安全保障等问题分开处理，避免被美日安保同盟所牵制。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左）在东京与日本防长中谷元（右）会面。图源：路透社

其二，在交易条件上，美国希望通过扩大对日农产品、汽车与能源出口来缩减双边贸易逆差，具体要求包括扩大日本对美大米、玉米、马铃薯等农产品的进口、增加美国汽车等工业制品的进口份额，加强日本对美在造船业等方面对美国的投资与合作等；日本以扩大对美投资和加强美日经济安全合作为交易筹码，维护本国农业部门免受美国产品冲击，同时争取全面取消美方对日本汽车及零部件的关税，包括10%基准关税。

在2019年美日贸易协议谈判中，日本向美国食品和农产品开放约72亿美元的市场，但大米、汽车等敏感商品的谈判均被搁置，这两大议题长期是美日贸易中被反复提及的“顽疾”。

一方面，大米等农产品问题牵涉到自民党选票根基，是日本的“政治生命线”。尽管农业在GDP中占比不足1%，日本农协（JA）是自民党核心支持力量，凭借其高度集中化的组织结构及对农村选区的广泛动员能力，在自民党的政治动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并通过“政官农”铁三角在日本的大米保护政策中拥有显著影响力。

随着农业人口锐减、老龄化加剧，城市中产成为受大米价格波动影响的主要群体。去年10月份众议院选举时，自民党在选前未能采取有效的米价调控手段；如今自民党为争取都市年轻选民选票，新任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采取了绕开农协、直接释放储备米入市的改革方案，有效平抑米价，石破内阁支持率也在6月出现罕见回升。

但是，短期红利掩盖不了中长期政治风险。截至6月底，日本近90%的储备米已被投放市场，届时日本也将不得不再次面对政策改革以及“是否扩大进口”的艰难选择。特朗普谴责日本面临米荒也不愿进口美国大米，事实上，日本每年免关税进口77万吨大米中有近45%来自美国，但超过“最低市场准入（MA）”免税进口配额后的超高关税仍阻碍大米市场自由化。这次谈判中，日本政府同样强调不会接受牺牲农业利益的交易模式，大米保护主义的谈判底线难以打破。

日本政府近期为平抑高涨米价向市场投放多批储备米，剩余库存量大幅减少。

另一方面，汽车产业关税牵动经济全局，是日本的“经济生命线”。早在1980年代美日汽车争端中，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实行汽车“自愿出口限制”，并通过产业升级与在美本地化生产实现了长期突破。如今，汽车产业已成为日本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贡献了超过40%的GDP，也深度嵌入其对美出口结构之中，构成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核心来源。

2024年，日本向美国出口约7.2万亿日元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汽车行业已经受到现有关税的影响，5月份对美国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5%。[8]对美出口汽车减产也将导致就业减少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据推算，若美国最终实施高达25%的汽车关税，此举预计将导致日本实际GDP下降0.36%，[9]几乎相当于抹去一整年的经济增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