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对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而言，不论是合法药物的监管还是违禁物质、毒品的管控，芬太尼问题核心难点在于：合成化学知识的社会化（knowledge diffusion）为全球范围内具有韧性的毒品市场提供了空间，所有的国家都经历着麻醉类和精神类药物过量使用的难题。

因此，不论叙事多么复杂，国家间合作是持久性的必选项。在中美关系中，“芬太尼问题”具有多元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没有科学、事业或历史交往基础将该问题抽象化地用“理性思维”“合作意愿”“地缘政治”“大国关系”等宏观叙事而解读，对思考芬太尼问题与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观察。

第一，药物滥用、毒品泛滥不是美国独有的挑战。虽然本文只是集中描述了麻醉类药物和精神类药物在美国被使用成瘾或进入毒品市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的国家，用药致病或致命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有用药需求的个人超出处方用量服药、青少年服用“娱乐药物”（recreational drugs）、医疗机构存在滥开处方现象、药品企业推广其产品时存在不实宣传现象，等等。在药理学、病毒学、医疗和医务、麻醉性和精神性物质的监管、禁毒合作等功能性领域，中美两国互学互鉴，既有历史积淀，也是服务于各自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和社会大众用药安全保障所需。

第二，有史以来，违禁药物和毒品市场都具有全球性和应对管制和打击的技术、经济与社会层面的韧性。一方面，政府组织和牵头的应对和打击努力，包括通过国际合作途径阻断已被筛查出的物质，在本质上是反应性的；另一方面，正如联合国麻醉品管制局所建议，对包括可被滥用生产成芬太尼类似物的化学品，“查明可疑交易和防止转移的最有效措施之一仍然是出口和进口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之间就计划的个别前体货运实时交流信息”。电子化通讯技术运用的普及，也为国际前体管制制度日臻完善提供了便利。各国都有督促其生产商和出口商充分利用的义务和责任。

第三，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及，在美国，将其阿片类物质滥用危机归因为该国的加工品进口量的上升的命题已经崭露头角。虽然在旧金山中美领导人会晤后，两国禁毒工作组已经波澜不惊地重启，但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芬太尼问题”又一次成为中美之间外交叙事角力的焦点。

2024年1月，中美禁毒工作组启动仪式

为避免科研、制药、药物和医疗器械贸易、医疗和禁毒等专业领域的合作又一次受到政治化叙事力量的冲击，两国的（广义上）双边关系的研究界都有义务促进加强跨专业、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通过包括联合推出研究成果的方式在内，对冲“反向鸦片战争”一类的舆论毒性。

第四，中美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的视野有必要扩大到对核磁共振频谱分析等分子化学事业所依的设备的跨国贸易的监管合作。如今，核磁共振频谱分析已成为分子结构解析以及物质理化性质表征的常规技术手段，在物理、化学、生物、医药、食品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正因为其应用广泛，对像芬太尼前体等化学品，严格监管和提高国际合作水平（包括采用银行业已成熟的“了解你的客户”方法）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同种设备既能被合法研制药品、药品监测、非法药品分析的研究、执法和公共卫生机构使用，也同时为违禁药物和毒品的“街头策划”提供了便利。

第五，虽然在正文中没有提及，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有可能成为美方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的领域。倘若美方将其在半导体知识、技术和设备领域与中国竞争的手法应用到生物技术领域，受冲击的不仅是中国的合法生物制药行业及其与美国同行间的交流，中国的监管及司法机构履职所依的技术能力也会受损。这是至今中美交流中较少被提及的课题，但同时也不应回避。

总之，在中美之间，更有效地管制芬太尼类似物、已查明的易制毒化学品，以及其他的成瘾性物质的跨国流动，打击毒品犯罪，在双边和多边关系中，本质上都是功能性合作。芬太尼问题或者广义上的禁毒合作与两国政治外交关系之间不应存在因果关联。

两国间的禁毒合作更应是基于科学和个案事实的相互确认，应当排除将合作作为培育宏观层面的外交关系挂钩的选项。就禁毒合作机制建设而言，不论“战略竞争”、“地缘政治”所描绘的两国整体关系前景如何，重拾双边司法合作条约的谈判、各自积极主动地将之国内法化，将有利于各自的司法机构之间从工作组机制走向基于更高程度的科学和专业需求而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