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芬太尼的多元性叙事

由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从取向到举措都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和对抗性，“芬太尼”在近几年才进入中国的中美关系研究视域，而且来自美国媒体、智库、政界对芬太尼的叙事更容易受到关注。放在两国关系场景下，包括学界在内的美方芬太尼问题的叙事具有单向性和直线性：美国的芬太尼等阿片类物质的过度使用已达到社会危机甚至“阿片类物质流行病”（opioid epidemic）程度，中国则是美国的芬太尼产品、衍生品或类似物、前体化学品的首要来源地。

尽管墨西哥等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的贩毒集团在美国阿片类物质泛滥中所起的作用更为直接，未来美国的芬太尼危机的演变轨迹取决于中方配合美国管制“策划药”和易被滥用的化学原料跨国流通的力度。

在政治外交层面，中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认为，美方对中国合作不力的指责是其对华认知谬误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总是对别国提要求，这是典型的‘自己有病，却让别人吃药’”。2023年7月，美国国务院启动的“全球应对合成药物威胁联盟”是一个“政治层面的会议”，所签署的部长级联合宣言包括81个国家政府，但其中没有中国。事实上，该联盟也是美方在多边外交政治层面向中方施压的一部分。

但是，在两国社会，这种直线性、对立性叙事都不是全部。首先，在镇痛科学专业叙事层面，中美业界之间的争议较少。例如，笔者注意到，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院组织的联合专家组在2017年（特朗普将美国的芬太尼危机中的中国关联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热度的同一年）围绕美国的“阿片类物质流行病”所发布的研究报告中，“芬太尼”一词仅出现一次。

这份近500页的政策分析报告，从标题开始，便引导其读者将“危机”或“流行病”放在更为结构性的公共卫生事业中审视：《疼痛管理与阿片类物质流行病：在社会和个人受益与阿片类物质处方使用风险中追求平衡》。

中国的镇痛研究文献也认为：阿片类药物是一类作用于阿片受体的化学物质，可以是天然的，如吗啡、可卡因，也可以是半合成或者人工合成的，如海洛因、氢可酮、羟考酮、美沙酮、芬太尼及类似物等。虽然这类物质具有成瘾性，但在医疗中不可或缺。阿片类药物使用的理想状态是找到一个平衡点，保证此类物质仅限于医疗与科研中使用，而不被滥用。但这种平衡常常被打破，一端是该用时却不能获得使用，而另一端是被大量滥用。

在中国出版的聚焦药物滥用防治的专业期刊中，中国的疼痛管理研究政策专家们并没有认为芬太尼及其他阿片类物质被滥用成灾是美国独有的社会现象。相反，对阿片类药物的滥用研究在中国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对芬太尼滥用的监测是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一部分。例如，2005—2009年间，“北京市药物滥用人员中曾经滥用过芬太尼的报告14例（0.45‰），以芬太尼为主要滥用物质的报告2例（0.06‰）”。更为常见的情形是：中国的药监专家们认为中国的镇痛药使用与监管有从美国的经历和措施中汲取教训并受到启发的空间。

其次，在美国泛滥成灾芬太尼（特别是类似物）的产地溯源议题上，叙事变得复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阿片类药物被过量使用始于少数处方镇痛药生产商的过度推广，得到纠正后海洛因泛滥成灾，在21世纪初非法生产的芬太尼物质成为头号杀手。境外产品或化学前体并不是美国的违规和非法芬太尼供应的唯一来源。例如，兰德公司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提到，1991—1993年间，在波士顿和纽约地区导致100多人死亡的含有3-甲基芬太尼的物质，被溯源到堪萨斯州的一处非法作坊。

虽然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不见得是美国禁毒职能部门对非法芬太尼溯源到境外的全景记录，但其中提到：2005—2007年间，在芝加哥、底特律和费城导致近1000人死亡的芬太尼成分物质，经美国和墨西哥的执法部门联合行动，追踪并摧毁了位于墨西哥中部城市的托卢卡（Toluca）市。这可能是美国政府将应对芬太尼滥用的目光扩展到寻求境外合作的起源。

美国存在严重的毒品滥用问题

在中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一直是司法机关打击的范畴。通过网络贩卖国家严格管控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致使大量的麻醉药品去向不明，以贩卖毒品罪论处。司法机构不断完善对毒品犯罪案件的定罪量刑。芬太尼25克以上不满125克被列入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款，适用刑法规定的 “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认定。

从《人民日报》在2017年2月——比特朗普访华早9个月——援引国家禁毒办、公安部禁毒局官员发表的谈话中不难看出，中国的执法部门并没有否认中国是包括芬太尼在内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全球非法流动中的一环：“近年来，我国一些具有化工、医药知识的人员受利益驱使，根据境外不法分子需求，网上联系、订单式生产，邮寄输出新精神活性物质，利用各国 管制差异逃避打击。”

面对这一现象，中国通过改进列管，支持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提出的核查请求，主动分享相关涉案线索等手段开展国际合作。在国内，公安机关缴获已列管新精神活性物质，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捣毁非法生产窝点。

在邮政渠道管控和打击芬太尼等阿片类物质的跨国流通，中方的努力得到美国同行的认可。例如，2022年，美国邮政署（USPS）首席邮政检查员加里·巴克斯代尔（Gary Barksdale）向美国国会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所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方面对美国邮政署要求提供通关电子数据——包含发件人、收件人、包裹内容，以便溯源——的合规率从2017年的 32%增加到2019年的85%，这一数据显著高于国际平均通关电子数据合规性打分（54%）。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仅在联邦层面，美国政府有众多的部门肩负着跟踪、研究、监管、打击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滥用的任务，其中每一个机构都对它们认为涉及中国的议题有各自的观点。例如，2021年4月，美国审计总署在向国会提交的关于整类列管芬太尼的讨论报告中，便援引了共17个部门对中国2019年整类列管的评估。该报告的首页末尾提到“关于中国的整类列管，略去了司法部认为敏感的信息”。

其三，在中国的禁毒国际合作研究文献中，代表性观点是中美在禁毒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和合作经验，可为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虽然合作受到逆全球化浪潮和大国竞争加剧等宏观因素影响甚至制约，完善执法合作机制，则有利于维护中美关系稳定。

结合文献涉猎和专家访谈，笔者发现：自2017年以来，中美职能部门之间围绕日常性管控、打击芬太尼类似物的跨国流动、联合执法打击犯罪团伙（包括阻断涉毒资金的流通），并不存在原则或技术层面的分歧。

针对易制毒化学品，中方禁毒研究专家认为，近年来，中国、欧洲和美国都提高了国内监管和国际合作的程度，同时就其全球流通的双边和多边合作，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如何满足美方的要求，将美方认定源自中国——在墨西哥或其他国家或地区被异化成输美的有害物质——的前体化学品，也纳入出口管制，则是双方讨论的焦点。

其四，芬太尼等阿片类物质已经成为中美外交和政治关系中的议题之一，因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被视为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智库的相关叙事。例如，自2017年起，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开始以《违禁芬太尼：中国的角色》为题发布系列报告，该报告援引美国联邦缉毒局的结论称，大多数到达美国使用者的违禁芬太尼和芬太尼类似物都是在中国生产的，2018年已被联合国框架下的禁毒合作机制列入的两种前体化学品也主要来自中国。该机构的报告是美国国会辩论和立法过程中有影响力的材料之一，其公开报告偏重描述性。

在众多的美国智库报告中，美国的《外交事务》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其中的言论导向常被视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演变的风向标。自2017年以来，该刊以阿片类物质泛滥危机为主题刊登了三篇文章。

其中一篇归纳了美国国内应对阿片类物质滥用的政策措施和思路，提示美国所遭遇的失控状态有全球泛滥的风险，并认为从外交政策视角，国际合作需求为改善美国与重要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机遇。第二篇文章则认为，美国应对危机的重心并不应是在相关物质的境外来源，“即便中国成功阻击了芬太尼及其芬太尼类似物（的出口），也不会解决美国的阿片类毒品问题”。第三篇文章则将美国的“芬太尼流行病”应对难度直接归因为“合成阿片毒品的新地缘政治”博弈，给出了与第二篇完全相反的结论，建议政府采取包括对中国的合法、大型制药企业发起制裁在内的惩罚性措施。

《外交事务》中的这三篇文章所构建的三条叙事主线，折射的是美国国内政治层面“阿片类物质流行病”叙事建构竞争已经外溢到美国的国际关系特别是美国的整体对华政策讨论。而且这种外溢也是美国国内的芬太尼问题立法叙事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归纳，国会和压力集团竞相推出符合自身利益追求的叙事线，其目的可包括：推进对己有利的解决方法、避免（其他）解决方案成为现实、支持唯一性的因果推论、引导决策向特定目标群体的利益倾斜。

最后，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虽然美国从政府到社会都在不间断地努力应对包括芬太尼在内的阿片类物质滥用难题，在美国社会层面，在芬太尼危机叙事建构中，“甩锅中国”舆论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一方面，在美国大众文化层面的集体记忆中，对纷繁复杂的毒品泛滥现象的“一言以蔽之”归因，自美利坚立国以来就一直包含种族主义思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墨西哥几乎自动被看成美国毒品的境外来源。毒贩将其含有芬太尼等化学合成成分的产品以“China White”“China Girl”或 “Mexican White”为名而兜售。种族偏见的韧性，从中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虽然美国的不同机构对因过度吸食毒品致死的人数统计从口径、数字到学理和政策归因各有特色，但就像《流行病学》（Epidemiology）期刊（2018年）中的一篇文章所总结，2000年，每10万人中死于毒品的白种人数首次超过了黑种人数，而且此后白种人超出黑种人的程度一直在上升。海洛因和美沙酮（methadone）是已被检出的第一位和第二位的致命毒品。其中，美沙酮也是化学合成物质。

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CDC）发布的数据中，2012—2014年，毒品滥用且涉及芬太尼成分的死亡人数每年都翻倍，非西班牙裔白人（non-Hispanic Whites）最多，受害者出现青年化、男性化趋势，地理分布已经从传统上的西海岸州市向东北部地区，从城乡结合部向市中心蔓延。虽然在美国芬太尼物质是不是镇痛药物过量使用而致死的头号杀手或者“芬太尼危机”是不是过度执法的依据，一直有争议，但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所发布的统计数据具有广泛的权威性。

归纳而言，基于美国的“芬太尼危机”叙事具有多元性，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将其应对挑战与“中国关联”（China connection）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既符合国际政治教科书中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的基本规律，也有深厚的国内舆论基础。从管控该议题对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损害的角度出发，多元的叙事只是表象，更具意义的议题是如何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推进禁毒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