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之前提到您的童年中有“五个没有”，请问在您不完整的童年当中，您的母亲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蔡琨：我这一辈子，一切的一切，都来源于我的母亲。

母亲的第一个形象是妻子。作为父亲的妻子，因为丈夫一直不能回家，坊间邻里对她另眼相看，街头巷尾也有种种流言蜚语。有人说母亲会不会是个风尘女子？有人说她是不是那种被遗弃的国民党官太太？

母亲是有知识分子尊严的，可每到一个地方，她都生活在那种“刀子刮肉”一样的环境里，她能对谁倾诉呢？

我在学校里，因为父亲的缘故，被同学讥笑，说我是私生子。回到家里向母亲哭诉，那个时候，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把我紧紧搂在怀里，用她的歌声默默安慰我。可是作为女人，作为妻子，她多么需要一个坚实的肩膀。

我记得很清楚，母亲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坐在床头，在小纸片上写着什么。有一天我偷偷踮着脚尖走到床前，发现那是母亲写给父亲的无数眷念。纸上的字断断续续，不成句子。有时候只写了一句：“你在哪？”有时候写着：“你感冒了吗？”母亲发现我后，就默默把纸撕掉，扔在痰盂里，用水慢慢化掉。

这是母亲一封永远寄不到海峡对岸的情书。那些纸条，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画面——她在不断地写，又在不断地撕，不断地化掉。这就是母亲作为妻子的形象。

其次，作为我的母亲，这是她在我心中的第二个形象。

父亲不在身边，母亲她肯定是很孤独的。而她唯一解脱孤独的方式，就是读书。后来她把读书变成了给我念书。小时候我老是留级，功课不好，她就让我坐在对面，她念书给我听。二十一本书，一本一本念过来，慢慢培养起我的学习兴趣。

就这样，我这一辈子变成了一个和书分不开的人——听书、读书、借书、买书、用书、解书、评书、编书、赠书、藏书，到现在搞文物修复，修复图书。在岁月的凝练里，我把自己也变成了一本书。

所以母亲对我说，你要会读书。什么叫会读书？每次念完书以后，母亲还会讲这个作者的故事。她说，读书人要“读人书”，这是母亲对我最大的教导。

小时候念书念久了，我也会有点审美疲劳。她一发现我不耐烦，就把书里的故事演出来。比如讲花木兰，她拿起枕头上的枕巾，往头上一扎，扮起花木兰；一会儿又扮刘胡兰，扮卓娅和舒拉。她把珠子串起来做成“驳壳枪”挂在身上，我就拿个大蒲扇倒过来，扇子柄像根枪一样对着她，她就演英雄就义。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冬天围着煤炉她给我念书，夏天摇着大蒲扇给我讲故事。扇子扇出来的凉意，和煤炉升起的烟雾，交织在一起的画面，至今仍在我眼前。这是母亲的第二个形象。

母亲的第三个形象，是作为接受特殊任务的一名战士。她也许不是党员，但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小心推敲自己的言行，在社会上的一言一行、一丝一毫之间，把握着生活中的蛛丝马迹，不想给社会留下任何问号。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中何遂与吴石的对话

最让我感动的是，外出上学时，母亲特别叮嘱我：如果你看到一个陌生人跟在你后面，第二天还看见他跟着你，你回来一定要告诉我。她又一再嘱咐我，不要跟陌生人讲话，不要参加任何社会组织活动，不要过问和谈论父亲的任何事情。如果有人打听父亲，你回来也要告诉我。

这就是母亲。党可能也没有跟她讲过多少纪律，但她很自觉地这样做。而且我注意到，母亲去公共场所，她总喜欢坐在角落里。现在我明白了，角落就像牛的一个犄角，视野恰好能观察四周。这种习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这就是一个战士的形象。

1953年，她和丈夫分开以后，没人告诉她要等多久——三年、十三年、三十年？谁也不知道。但母亲这一辈子都在坚守。这不像战场上的坚守——组织让你带一个排、一个班守在那里，掩护大部队撤退，守一天、守二十四小时，都有时间表。可母亲的坚守，根本没有时间表，永远是问号和省略号。这是母亲的第三个形象。

第四个形象，母亲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子。她喜欢看书，也喜欢写书法。她是学校里的高材生，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为了配合父亲的工作，在组织的安排下，她从一个知性女士——民国时代的知识女性——被打造成一个蜗居在家里、不引人注目的家庭妇女。她把自己的一腔抱负，交给了油盐酱醋、锅碗瓢盆。

母亲因为父亲的使命，把自己的一切都“删除”了。她六十九岁去世，她的人生就像一本书，只有六十九个页码。在这六十九页里，删去了“作者介绍”，删去了“前言和后记”。没有浪漫与激情的感叹号，没有表达自己思想的冒号和引号，更没有句号，更多的是省略号……一个家庭妇女，她这本书的封面装帧，是那么简朴。这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作为妻子的身份，作为妈妈的身份，作为党的隐蔽战线上一个特殊的战士，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女子，这四个形象在我心里，最终汇成一句话：母亲这本书，六十九页，里面没有一个字，但只有一个字刻在书脊上——忍，忍辱负重的“忍”。忍住，做好妻子；忍住，做好妈妈；忍住，做好隐蔽战线的一个战士；忍住，做一个有才华的女子，把自己的抱负转换成一个家庭妇女。

母亲对我而言，太伟大了。我这辈子能成为一个文化学者、成为一个大学教授，归根结底，是因为母亲给我念书、教我读书。

观察者网：对于今天成长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隐蔽战线的历史可能显得遥远。如果请您用父亲、母亲和您自己的一家故事，为青年一代提炼几个关键词，您会选择哪几个？为什么？

蔡琨：最近我请一位书法家写了四个字，叫“那年花开”。母亲和父亲1953年分开，正是那年花开的时节，分隔于海峡两岸。他们是有爱的，但是他们把小爱，转变成了大爱。把自己的青春、抱负和爱情都隐忍下来。这种牺牲，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他们这种牺牲，是望不到尽头的期待与煎熬，是无言的忠诚，是在不断战胜自我、战胜人性痛苦之中，绽放出来的美丽。

母亲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忍”字，但更让我体会到的，是一个“爱”字。

因此，我收集了很多革命者的爱情故事，有二十多个。我在苏州工学院做了一个“红色情书”的展览，想展现共产党人的另一个形象。除了长征精神，共产党人也有革命英雄主义，也有革命浪漫主义。正因为他们对爱有深刻的理解，对生活充满美好和憧憬，他们才会把自己的小爱变成大爱，才敢于牺牲自己，才会坚贞不屈。

我想把我的爱做成两份讲稿：一份是讲长征精神的，一份是讲“红色爱情”的。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形象——立体的、多层面的形象。我要丰富共产党人的形象，丰富父辈他们这一代人的形象。

每年的8月8号，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结婚纪念日。我曾专门办过一个茶会，讲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故事。不要把共产党人看得很古板，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他们的生活是非常有趣的。比如，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信的结尾会写“我吻你一千遍”，周恩来则回信道“我吻你一万遍”——51年的婚姻中，他们经常在爱情纪念日用各种方式表达爱意，活得多么有趣。

1926年8月8日广东汕头，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周年纪念。

现在的年轻人，我希望你们要懂得爱，要活得有趣。有趣，你们的爱就会持久，这个爱就会永远美丽。爱是沉默的，也是持久的。

年轻人不是喜欢讲情调吗？我认为“情调”这两个字，要倒过来念，就是“调情”——不要老说你没有情调，首先要学会调自己的情。让自己活得有趣，你活得有趣，别人就愿意走近你。

我退休十多年了，身边来的都是年轻人，因为我努力把自己活得有趣。

我喜欢沉香。要知道沉香树本身是没有香味的，但它受到雷击或者伤害以后，在伤口上会分泌出油脂，油脂受到微生物的浸染，慢慢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香。

我觉得爱应该做成沉香，而不是做成快餐。现在很多年轻人爱讲“诗与远方”，但爱也不只是诗，更不只是远方。我很喜欢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你走得越遥远，时间越久，沉香分泌出的油脂越多，香味也越醇厚。它不像鲜花那样浓烈，沉香是淡淡的香，要经过你的加温、加热，它才慢慢分泌出来，慢慢弥漫开来。

我是沉香爱好者。我觉得，爱，就要把它变成沉香。父辈们一生的历史，也是沉香。到今天，他们有了“沉默的荣耀”。我希望这个时代有更多的年轻人，让自己活得有趣，活得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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