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忘记初心。学校教育不拼升学率，拼什么？面对与美国的竞争，不搞GDP、不搞先进技术，搞什么？等等。因此，我们容易忘记我们党建立的初衷——为了提高每个人的福祉。所以，我认为这次从中央文件层面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实际上，这个转变不仅体现在“十五五”，党的二十大报告已明确提出来了，现在是要落地、要真正去做。

投资于民众的能力建设，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方向

观察者网：那么，所谓“软性”的方面具体包含哪些内容？本次“十五五”文件中提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是否指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抑制那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负面问题？包括“十五五”规划中强调社会主义文化、人的全面发展，是否也是在更坚定地宣示“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更明确地表达“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不同”？

姚洋：这实质上关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异。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我于1982年进入北大，当时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国家不应有意识形态”。今天回过头看，其实这种说法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意识形态——当然，“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意识形态”本身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表述。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国家一旦产生，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本身就是一个能动的实体。

哈佛大学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就认为国家拥有自主性，尽管这并非西方主流观点——主流看法是，国家由多种要素构成，本身没有意识形态，所谓的国家意识形态只是民众观念的集合。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本身没有明确的目标。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呈现两种倾向：

一是走向“福利国家”，最终演变为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易：“我给你福利，你投我的票”。这已写入政治学理论模型，在实证政治学的模型里，政治本质上是一种买卖关系。 “政治市场”是美国实证政治学的主要研究范式--- 政客“卖”的是政策，“价格”就是选票。事实上，美国的政治整体被商业化了。

今天我们讨论特朗普对美国政治的危害，正是因为他撕开了这一切。其实这不是特朗普独有的“危害”，而是他将资本主义政治玩到了极致。过去政客还会维持表面规矩，幕后操作；特朗普则认为，既然大家都在幕后玩，何不搬到台面上？何必遮掩？当一个国家缺乏一定的意识形态或道德水准时，政治就会走向“商业化”。这是一个美国难以解决的困境。

将资本主义政治市场演绎到极致的特朗普。图为特朗普和马斯克

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容易让有权势者操纵政治，进而影响社会。比如马斯克认为自己财力雄厚，可以玩政治，所以花两亿美元为特朗普助选。他为什么这么做？很简单，是为了换取利益。当特朗普表示要取消电动车补贴时，马斯克就与他翻脸；而之后特朗普同意任命他属意的人选出任NASA主任，马斯克便又恢复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会让少数权势群体收买政府——政治经济学称之为“俘获政府”——为自身利益服务。

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民粹主义，通过迎合民众获取支持；二是政府被大型利益集团瓜分。最近的爱泼斯坦案，所暴露的现象令人震惊。以往这些多在幕后进行，到了特朗普时代，则直接被掀开摆在台前。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

社会主义则是基于理念构建的国家形态。资本主义可以说是自然发展形成的，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要改造资本主义，防范资本主义那些问题的产生。我们需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有益的理念和实践，比如为提高经济效率，我们接受市场经济；但同时也要防止出现资本主义的弊端。

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明确的“理念”，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思想和行动都应围绕这一理念展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思想不能存在，百花齐放是必要的；但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必须以此理念为核心。我们应该关注每个人的“能力”发展，投资于民众的能力建设，让每个人提升能力、发挥最大潜力，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方向。这样我们就不会陷入民粹主义陷阱，不会仅仅为了迎合民众而导致“福利病”。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调节市场中的力量对比，防止任何人或集团拥有超越市场的力量，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的平衡。我将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称为“中性政府”，即对所有利益集团持中性态度，从而避免国家被少数集团“俘获”。

投资于人Vs发钱买选票：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

观察者网：您提到“人的全面发展”与西方的“福利病”不同。但当前不少经济学者和公众倾向于认为“投资于人”就等于提高福利，比如至少应将农村每月200元多的养老金翻倍。“增加福利”似乎是很多人对“投资于人”的直观理解，而您则认为“投资于人”也需注意避免“福利病”。另外，在西方语境中，“民粹主义”通常带有负面色彩。那么在我国，“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与西方所谓的“民粹主义”根本区别在哪里？

姚洋：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有自身的核心理念，即“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我们关注的是每个人能否充分发展自身潜力，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资本主义国家本质是交易型的——它可以随意提供一些所谓“福利”，目的只是换取选票，并不关心选民能否真正成长。

比如一月初我去美国费城开会，发现街上随处可见流浪汉。当然，这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从政府角度看，如果需要选票，就可以在选举日给流浪汉发100美元或相应的食物，让他去投票。至于他之后是流落街头还是找到工作，则不是政客要关心的事情。

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同。我们认为让人流落街头是不可接受的，会分析他缺乏什么、为什么找不到工作，进而对他进行投资。这才是真正的“投资于人”。这是一个本质区别。当然，具体到中国，我们的福利水平还非常低。在农村地区，提高社保标准是完全应当的，但提到多高，需根据国力来设定。不可能让农村一下子都提高到每月五六百元，且全部由国家承担，因为那显然会给国家带来巨大负担。

中国“投资于人”核心理念不是福利养人，而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图为湖南资兴市三都镇高桥墟村，养鸡脱贫后的残疾人谢朝辉(中)在养鸡场向村民传授养鸡技木和知识 湖南日报

要避免最终由国家负担一切，就需要把制度设计好。在农村，也可以像城市一样设立一套社保缴费标准——标准可能与城市不同——这样，未来农村居民退休后，所领取的社保中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缴纳的费用。这也能激励大家积极参与、从事劳动。

所以“投资于民”并不是日常所说的“迁就”老百姓，不是“要什么就给什么”。它其实包含着激励的成分：国家投资于百姓，百姓获得能力后，应当自食其力，通过市场获得应得的收入。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割裂。

在当前的中国，提到完善农村养老、医疗等制度时，有些人总强调“因为他们曾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所以现在应该给予回报”。这个逻辑对不对？也对，但我总觉得有点儿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轨，因为这似乎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变成了一种交易：“我为你做了贡献，你就该回报我。”

社会主义的逻辑不应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个人与国家之间不应是交换关系。相反，社会主义国家投资于民，应是基于理念出发的，而不是因为“你做了贡献，我才回报你”。

这类似康德的“绝对命令”：道德源于内心，是你真心想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因为“做了会有好回报”。如果只为回报，那只是“假言命令”，而非“真言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