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中提到，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也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任务中提出，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这些看似抽象的概念，与普通人有何关系，未来五年政策将如何落实？【问诊2026中国经济】第三篇，我们邀请了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姚洋教授来深入剖析。这些概念是他前几年与观察者网的几次对话中均谈及的内容。

这一次他从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历史阶段出发，来探讨为什么我们要提出“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紧密结合，“投资于人”和”人的全面发展”如何成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质？以及未来五年“投资于人”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的政策层面将如何予以落实？

1月，姚洋教授做客观网演播室，与我们讨论十五五提出“投资于人"的理论意义，以及政策层面如何落实“投资于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观察者网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整理/ 潘天行】

“投资于人”是推行共同富裕唯一正确的路

观察者网：几年前，您就给观网的读者分享了“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于民”的思考。这次我们的“十五五”规划中明确使用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于人”这样的表述。您认为，为什么现阶段强调“投资于人”和“人的全面发展”对我们如此重要？

姚洋：这需要放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长时段背景下来看。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种“反动”。计划经济时代强调公平，但公平有其限度，尤其当追求结果平等时，可能会损害效率。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是从“结果平等”转向“效率优先”。

经过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效率确实大幅提升，但另一方面，公平和人的发展层面又显得强调不足。我们知道，2021年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消除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完成，下一步要推进共同富裕。然而，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有具体抓手。如果我们回到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单纯强调结果平等，可能会适得其反，再次引发平等与效率的冲突。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新路来推动共同富裕。

怎样推进共同富裕？此次中央提出“投资于人”，这对推动共同富裕非常关键，我认为也是唯一正确的路径。我过去讨论时常提“投资于民”，与现在“投资于人”仅一字之差，含义一致，即，我们应从提升每个人的能力出发，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全面发展。这样，人们进入市场后，能凭借市场分配机制获得应有收入，以此推动共同富裕。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且不会与效率相冲突。这就是当前提出“投资于人”和“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脉络。

忽视“投资于人”与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关

观察者网：通常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由投资驱动，且主要是强调“投资于物”。您之前就提出过“投资于民”的理念，如今“十五五”规划建议又明确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您认为这一理念转变有多重要？它对我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姚洋：在过去很长时期，正如你所说，中国经济是“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高度重视物质建设。各地投资建设的高速公路、高铁、地铁、高楼大厦，都是有形之物。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而言，做这些很在行，他们也认为这最有成效，投资一两年就能看到效果。“投资于人”往往见效慢，因为涉及的人群规模庞大，可能需要较长时间，甚至三、五年都未必能看到明显成效。

因此，我们容易忽视“人”的方面，更强调“物”的方面。这或许也与中国人的性格有关——我们特别容易看见“物”，把东西造出来、建起来，就觉得很好；但对于软性的东西，我们不太重视。回顾历史，中国人在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对人类贡献巨大，如四大发明，是直接可见、可用的；诗词歌赋，也是可吟诵、可感受的实在成果。但中国人不擅长发明理论，因为理论是无形、摸不着的，是自我构建的体系，在现实中缺乏对应物。

投射到教育上面，就拼命追求升学率，因为这易于衡量、看得见摸得着。但人的成长往往是无形的，孩子内在的成长难以度量，学校就不太重视。

我希望，通过这次从“投资于物”到两者结合的转变，能推动整个社会逐步树立一种观念：投资于软性的东西，同样非常值得。

观察者网：您说的“软的东西”具体指什么？比如，您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理论建设，但我们古代也有儒学，有王阳明这样的思想家？

姚洋：我也研究儒家。先秦时期的许多学说，确实是无形、软性的，是自我构建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后来被法家冲淡了。法家强调实用、立竿见影。我们常说的“选贤任能”看似源自儒家，实质是法家创造的。

商鞅变法设立“军功爵”，背后就是“见效”逻辑：打仗立功，马上赏赐土地；农民种地好，再多给土地，非常实用主义。儒家并非实用主义，因此在战国时代很衰微，当时思想界被法家主导，儒学的地位甚至不如道家。道家至少还讲修身养性，儒家建构的那套思想，被认为“没用”。

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被当作一种“术”来对待。其实董仲舒并非传授什么“术”，他构建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天子自然拥有权力；但若天子作恶，天降灾异；若行善，则现祥瑞。这是用天意约束君主。

在现实中，这种约束是靠儒生来执行的。儒生掌握“道统”，用以规训君主的“治统”。但到了王阳明，他又把儒家变回去了，变得实用化。所谓“知行合一”，他自己也未必能做到，最后演变为“做人的学问”，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处世术”。儒家再度实用化。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心理：我们曾有过理论构建的尝试，但后来渐渐丢失，学说都工具化了。

观察者网：理论变成了一种工具，一种统治工具？

姚洋：不完全是“统治工具”。我们对董仲舒的理解有误，将其理论视为统治术，这是完全错误的。董仲舒的理论实际上构建了一套适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这非常了不起——他在那个时代就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

对比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是集大成者，他有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但并未构建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董仲舒做到了。

但我们后人自己解读错了，认为这只是一套统治术。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偏见。

正因为这种偏见，我们非常注重事物的工具性，比如我们的教育，就是有意无意把每个孩子定义为工具。孩子上学为了什么？追求升学率。我们把孩子当作提高升学率、实现政绩的工具。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我们也很容易把人当工具——“人是干什么的？创造GDP，让经济增长更快一点，赶超更快一点”。这就忘记了每个人本身的价值。

位于柏林东部的马克思&恩格斯塑像园

但是别忘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