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法治需要司法的相对独立

我国《宪法》确保的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制度。根据《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我国法治下的审判独立原则，属于司法相对独立的概念，这与资本主义法治三权分立下的司法绝对独立的概念，虽然有一定区别，但是落实到具体的法律运行实践过程中，就是要尽可能保证法院和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不受干扰，所以其部分核心思想还是基本一致的。

理论上，司法系统不像行政系统那样，拥有强有力的政府机关，也不像立法系统那样，拥有民意基础的支持。司法系统所依靠的是人们对法的信赖、敬畏和理解。而且，司法系统直接面对的，都是受法律直接影响个人、单位和机构，他们作为当事人都有问题需要通过法来解决，因此对法的感受是最为直接的。司法系统的任务，就是要让当事人在整个司法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法的自由、平等和公正。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政府在内的权力机关不一定是公正的，人民有可能受到误导也不一定是理性的，社会的舆论受不同利益的驱使会有各自的立场，甚至实然法的本身也可能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而不会绝对完善，那么，能够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就是可以拨云见日、让当事人感受到法的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也就意味着，法治之下，司法系统对法的理解、解释和执行、对案件的判断，永远需要依靠的是最专业的人士，才能够尽力减少错误和不公。司法相对独立，也意味着必须要在制度上，保证法官判案、检察官办案不能受行政机关、任何个人和团体、社会舆论的影响，才能够保持司法的中立性和权威性。

对于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来说，司法的相对独立性更是尤其重要，因为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必须经常要和不同的权力机关及部门打交道。有一个不偏不倚中立的司法系统，才能确保他们对投资无后顾之忧。一直以来，我国一些小地方会有“敲锣打鼓引资、关起门来打狗”的剽悍作风，喜欢把辖区内的企业当作唐僧肉，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这些地方没有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造成行政权力失控的结果。

当前，我国现在的司法改革正在全面走向深化，包括像司法公开、法官的选拔制度（员额制、选任制、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检察官改革、巡回法庭制度等等都在逐步展开，这些都为司法相对独立创造了良好的内部制度条件和外部环境。随着司法改革的效果正在显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水位也必将逐步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司法独立不是绝对独立。因为根据法律，我国各级法院、检察院要对相应层级的人大负责，并接受人大监督；同时，在法院、检察院实际工作过程中，也要接受党的领导。这一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司法系统本身的问题，毕竟所有权力都要放到笼子里，司法权力也当然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和人民的监督。

（5）守法要有正当的程序

我国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曾指出， “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世未有无法之国而长治久安也。”虽然不犯法不受罚，但是如果违反法律，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或承受不利后果。

社会主义法治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守法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守法者和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后三者之间，不是一种平行的关系，而是包含的关系。法治代表法具有凌驾一切的崇高地位，任何人或机构（包括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都必需遵守法，不可凌驾于法之上。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同样也是守法者，所以不仅他们也需要奉公守法，而且对他们来说，守法的要求同样也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事实上，我国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执行难的问题时有发生。即使是像抗击新冠疫情这样严峻的事情，也有地方政府敢非法截流赈灾物资，公然违法。部分公职人员贪赃枉法、执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等，也是偶有发生。所以，我国从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守法的角度，加强执法监督，健全监督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无疑仍然任重道远。

第二，如果法本身有问题，那么应该如何守法，如何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墨子有云，“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服从“恶法”不能称作法治，真正的法治必须以“良法”为基础和条件。虽然中外贤达人士都很早指出了“恶法非法”的种种问题，但面对恶法如何守法，两千年来则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理论上，如同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所言，法绝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洋因风浪而起变化一样，法也完全可因情况和时运而变化。当权力机关本身意识到法的问题的时候，恶法是完全可以被变更或废除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当权力机关并不认可某项法为恶法，守法者应当如何守法？

笔者以为，守法者面对恶法可以有四种应对方案，这四种方案应当都是社会主义法治所可以认可的、守法的正当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