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二进中国

晚清时期，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非常流行，有学者统计过，那个时候大概翻译了有一千余部西方小说，一半以上都是侦探小说，比较流行的有福尔摩斯、亚森·罗平等等，主要是以古典的侦探小说为主。

为什么晚清的读者喜欢读呢？有的读者可能是被里面的新奇感所吸引。比如我们印象中的福尔摩斯去哪里可能都是坐马车，但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会发现其实有些案子他是坐地铁去的——因为一八九几年的时候伦敦就已经有地铁了。还有，福尔摩斯在采访证人的时候，有的证人在读《泰晤士报》，有的证人旁边有天文望远镜，都是一些当时比较新鲜的事物。而法国的侦探小说里，还有化妆舞会的描写，晚清的读者看到这些，自然觉得十分新奇。

当然了，还有一些读者是被侦探小说那种悬念式的开头所吸引。一些知识分子觉得西方侦探小说里面那种理性的、讲求证据的破案方法，跟中国古代，特别是清代的酷吏屈打成招的断案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西方的侦探小说是那么地流行，所以它影响了或者说刺激了很多中国的作家，让他们也不自觉地开始将西方的侦探元素融入传统的中国小说中，创作出一些有本土特色的侦探小说，比如刘鹗的《老残游记》。

左：刘鹗（1857-1909）

刘鹗是晚清最有名的小说家之一，他不仅写小说，还修铁路、创办实业。其实西方也是，大多数的侦探小说家都不是专业的作家，比如说柯南道尔其实是个医生，北欧的奈斯博则是个摇滚乐手。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志的话，也可以往这个方面发展。

《老残游记》这个故事是在讲一个叫老残的江湖游医，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去山东各地游览，看到了各种景象。这个书里最有名的可能是黑妞、白妞在大明湖边唱山东大鼓那一段。但是《老残游记》这本书其实体例比较驳杂，有一部分像是游记，另一部分则带着小说情节，这些小说的结尾又往往有公案和侦探的元素。

这本书的第十五回到第二十回，讲了这样一个案子。说是有一家十三口人，他们吃了含毒砒霜的月饼后不省人事了。这时候买月饼的他们家的媳妇就成了唯一的犯罪嫌疑人，当时审案的官员就对她严刑逼供。老残本来就看不惯这个官员，这时候他就在公堂上挺身而出。他跟审案官员的上司白太守是好朋友，所以白太守就同意重审此案，并且委托老残这个“福尔摩斯”去收集证据。

这里面，白太守称老残为“福尔摩斯”，这可能是“福尔摩斯”这个词第一次在中国的小说里出现，老残按照西方侦探的那一套抓获了凶手。往往西方的侦探小说写到这儿就截止了，但是《老残游记》不一样。

老残在抓完凶手以后发现，这十三口人原来没有死，他们只是在沉睡。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救活他们。于是他想了各种办法，最开始去找了一个天主教徒，那是一位意大利神父，神父精通化学，但他说他也无能为力，这里就有点儿隐喻西方的那一套不管用。

后来老残经过千辛万苦，在华山的一个洞里找到了道士青龙子，从道士那儿获得了解药，这个解药叫作“返魂香”。书中形容这个返魂香的颜色黑黑的，闻起来臭臭的，若想治疗他们，就要把这群人关在一个密不透风的房间里，用返魂香熏他们，体质好的人可能很快就活过来了，差的过几天也能活过来。

这里对返魂香的这段描写，可能会让我们联想到鲁迅描述的铁屋中的呐喊，也是在一个密不透风的铁屋子，有几个清醒的人开始呐喊起来。因此这里的返魂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把人救过来的故事，而是一种挽救民族精神的寓言。

由此可见，晚清中国的侦探小说虽然借鉴了西方的元素，然而西方的侦探小说往往就是一个单纯的破案故事，但是晚清时的中国处在维新变法这样一个背景下，文学作品往往就具有民族寓言的这样一个任务。

只有一两个英明的判官也是没有办法的

除了刘鹗以外，还有一些作家也开始尝试把侦探小说和公案小说结合在一起，但是他们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困境，比如说林纾。

林纾是晚清最有名的一个翻译家，但是他本人其实是不懂英语的。他在翻译的时候，主要是靠一个懂英文的人跟他解释，然后他可以不假思索地用很漂亮的文言文把它表达出来。他翻译的文章非常漂亮，所以有很多现代的作家，比如说钱锺书，还有周作人，都是他的忠实读者。林纾也翻译过一些侦探小说，包括福尔摩斯故事。

左：林纾（1852-1924）

林纾在1907年的时候写了《冤海灵光》这部书，他自己说这部书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件，说是在晚清的同治年间，福建发生的一个恶女人谋杀亲夫的故事。这个恶女人游氏的家族在当地比较有势力，于是她死不认罪，后来审案的陆公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才把她抓获，并让她服了刑。

在这个故事里，林纾就仿照理想中的西方侦探，塑造了判官陆公这样一个形象，断案的时候尽量察言观色，很少用刑，是他心目中理想的中国判官的形象。在《冤海灵光》里，陆公也去庙里面做了一个梦。但是跟传统的公案小说不一样的是，他梦醒了以后第一个反应是：是不是白天想的太多晚上才会有这样的梦，错怪别人了呢？

陆公这里的怀疑主义精神，其实在古代的公案小说里是没有的，反而更加接近于西方的侦探小说。但是《冤海灵光》里反映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尽管可能有一两个像陆公一样的廉洁英明的判官，但如果整个制度不改变，也是没有办法的。

举个例子，陆公无论去哪里都要亲自探案，但是他探案不可以走着去，必须要坐轿子。这时候轿夫就说，一辆轿子要三百银元，他还有一大堆手下，每个轿子都要一百银元。三百银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个银元就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一百块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花费，比现在的出租车还要贵。但是这笔钱其实不是官府自己掏，而是由被告来承担。因此林纾在这个故事里面就说，往往案件还没有结束，被告就已经破产了。

此外，在这个故事里面，尽管陆公已经尽量不用刑，但是按照古代的刑讯规定，一定要有犯人的口供才可以结案。这时候就遇到一个困境，这个凶手游氏她决定要挺刑，死不认罪。

那怎么办呢？最后陆公也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听从了幕僚的建议，重新用酷刑。这个酷刑是来自于《包公案·清风铡》里的一个毒计，用坚硬的猪鬃毛刺入游氏的乳孔里面，好让她疼痛难忍，最后只得认罪。

因此，这个故事其实很微妙，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作家虽然很想模仿西方的侦探小说，但是当你把这个形式放在晚清的现实里面，或者说当时整个的制度不改变的话，这种尝试仍然会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