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7月1日，是建党节，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天还有个特别的意义：香港回归。二者的重合，在历史偶然中又多了一份深意。

今年还是建党百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当之无愧的“一国两制”事业的创立者、领导者、践行者和维护者。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必须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不断完善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必须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6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发表主旨演讲。图自香港中联办网站

回归24年，“一国两制”从“井水不犯河水”走向“融合发展”，是其内在的理性转型，是制度实验因应时代精神的节律变迁。香港与“国家”融合，本身并非特别困难之事，但国家从来都是具体组织起来的、垄断合法暴力的政治共同体，是有血有肉、有强大意志和强大执行力的，其中党的领导是最本质的特征（2018年宪法修正案）。就“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国家组织形态而言，不是抽象的民主法治国家，而是具体的党的领导原则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宪法从序言到总纲对此有着明确的规定。

但“一国两制”长期以来刻意留下模糊想象空间：一方面是中央保持极度的政治谦抑和权力节制，高度自治不仅被高度尊重和支持，更是被理解为先进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香港被本土派和外部势力建构为“民主中国”的样本，并作为渗透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前沿基地。“一国两制”在粗浅的各方共识之下，潜藏着多重误解和历史进程的复杂张力，直到抗争爆破和制度清晰化。

真正创制和管控香港“一国两制”的政治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直接的管辖机制是基本法规定的中央管治权，但党与国家权力的整合形式正是中国宪法的本体。离开党的领导谈论中国的合法权力，要么是法理的错误，要么是政治上的刻意切割，都不是中国宪法的真实规范。但是在香港社会长期“恐共”“惧共”甚至“反共”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下，国民教育尚且难以推行，关于党的教育更是“人心”之坚冰所向。在香港讲好国家故事是重大的教育和文化工程，讲好党的故事更是难上加难。

但现在，在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构成的“一国两制”2.0版框架下，掩饰或回避党的领导在“一国两制”中的法权正当性及制度作用已经不现实。在根本意义上，讲不好党的故事，“一国两制”的根本宪制原理就不通不透，如同人的有机体四处梗阻一样。      

因此，在建党百年的诸多纪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被作为鲜明主题提出并深入研讨。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的创建者和维护者，“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离不开党的领导。这是符合历史和法理的。想想看，宪法序言所载明的党的革命运动大多与香港有着密切联系，香港爱国同胞从来都是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参与中国革命史并缔造新中国的，也因此香港史有着作为民族复兴史的内在性质和线索。

2019年，香港中学生参与街头示威游行。视频截图

遗憾的是，在港英殖民统治、国民党历史叙事以及各种反共势力的劫持扭曲之下，香港社会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反共”思潮和行动，并与爱国爱港传统始终处于斗争状态。然而，我们并没有在香港占据历史叙事和教育文化的主导权，香港史被讲成了港英“领导”下的现代化史和反共群体的“民主斗争史”，共产党的民族代表性和民主正当性被严重侵蚀和消解。因此，骆主任的讲话，事实上触及了香港的“党史”补课问题，这不仅涉及香港教育体系的改革问题，也涉及公职人员伦理改造与社会文化生态修复的问题。林郑月娥提出香港特区有责任维护党的领导，从宪法和政治伦理而言是正当和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创建了新中国，领导制定了宪法，成为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构和现代化事业的一种伟大的制度实验，一种非冷战的全球化策略。

试想，如果中国共产党是单纯的民族主义政党或冷战阵营的社会主义小跟班，1949年解放军就不可能勒马深圳河畔而保留香港作为新中国外交与外贸的对外通道。如果没有1960年代“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国家发展理性和世界体系演变的大战略眼光，就不可能有后来邓小平具体规划的“一国两制”政策体系。如果没有毛泽东晚期突破冷战体系的对美和解，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国际政治条件以及意识形态突破口，香港之地位与角色也就难以确定。

因此，讲好党的故事或者“党史”补课，确实不是孤立的党史复述，而是将“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统而贯之，在连贯而自洽的中国大历史脉络中理解“一国两制”。如此，“一国两制”就不是权宜性的政策组合，而是计谋深远的国家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