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时间: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维度

各种历史都被镌刻在由空间、时间和等级构成的三维框架中。“等级”或许在这三者当中最不同寻常，也最难处理，但它无处不在，涉及权力差异、社会不平等以及对精神或智识权威和优越性的索求。与这一复杂的维度相比，“时间”这个要求很高的话题，似乎显得好对付一些。

我认为，不同的史学研究方法———例如国别史和全球史———可以体现在它们对空间、时间和等级的具体态度上。

历史研究的是随着时间发生的改变。同样，历史的书写暗含着叙事对时间的塑造。历史学家在讲述故事时（当然，他们也经常做其他事情，比如描述结构体系），他们构建的叙事会以时间顺序展开，一个事件会被放在另一个之后。此外，当我们作出解释时，这些解释往往具有承接性:也就是某个事物要通过先前发生或存在的事件或结构性前提来解释。

这在大多数类型的历史分析中都是常见的，即使我们不想要一种明确的历史时间理论:在我们的日常实践中，我们也要通过时间范畴来思考。正好像我一直告诉我的学生:你们不必记住日期，但你们要知道，什么发生在前，什么发生在后。

全球史与时间的关系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会讲三点:（1）关于时期划分；（2）围绕时间的消失；（3）关于时间维度。

（1）时期划分

首先，请考虑一下“时期划分”的现实问题。时期划分绝不能想当然，它总是需要重新反思和审视。所有重大的政治性间断都让我们想要寻找缓和突发性断裂的那些连续性。在政治和战争史以外的历史分析领域要精确地划分时期困难得多。在经济史上，1929年初美国大萧条的开端是少有的明确断裂之一。但是，当重大的经济危机结束时，却很难得出精确的答案。

美国大萧条时期照片

例如，著名的工业革命到底始于何时？也许是在18世纪80年代？可是当时很少有英国人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巨大变化，统计数据也没有出现明显上扬。在社会史或环境史中，断裂或者转折点更难察觉。只有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史中，重大突破有时才可以确定具体的日期。但即便如此，一项创新往往需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被广泛接受并付诸实际应用，最终真正改变历史。人类的“电气时代”在1780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伏特发明第一块电池的时候当然还没有开启，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德国的城市才开始用电灯照明，这一技术在随后的十年中被引进到上海。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时期划分的很多确定性完全消失了。在出版于2004年的大作《现代世界的诞生》中，克里斯托弗·贝利按照传统的欧洲日期构建了从1789到1914年的19世纪全球史。可是，我在规划我自己关于同一时期的那本书时，已经不再确定19世纪究竟是指哪一段时间。

1789年，甚至1800年，对于亚洲大部分地区来说，这些年头显然都不具有重大意义。1914年作为“长十九世纪”的中止年份，倒是争议较少。因为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著名的枪声的确“响彻全球”。然而，对亚洲来说，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18年欧洲战事结束之后，而不是所谓的“大战”的开始。

欧洲史学界的最新趋势是开始讨论“拉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2年血腥的巴尔干战争开始，直到1923年左右结束。当时，西欧的革命运动已经失败，苏联的地位得以巩固，意大利的法西斯力量开始掌权。对于中国的政治史来说，这也讲得通:从1912年共和国成立到1923年建立第一次统一战线，是比从1914到1918年这一固有的战争时期更为丰富的历史期间。

时期划分的挑战可以发生在远比这宏大的规模之上。很少有历史学家会面对拆分整个世界史的任务。不过，当你必须设计一套涵盖从史前时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化的多卷本著作时，这种现实要求就出现了。哈佛大学的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和我在计划我们的6卷本世界史丛书的时候（其中3卷已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德语版已有5卷面世），这正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

哈佛大学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资料图

全球性的时期划分并不显而易见，不像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接受中国历史中的“明清时期”，或者认同从大约1450（或1500）到1800年这一时期为“早期近代欧洲”。一种全球性的时期划分只能是协商妥协的结果，这比国别史的情况尤甚。必须找到可以把世界上不同地区、各种趋势归拢起来的关节点。例如，我们同意这套丛书中，包括一卷欧洲学者所称的“中世纪”，这个词在其他地方的相关性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但是，这一卷的起始时间比拉丁基督教历史学家公认的时间早了大约200年，即7世纪早期。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唐朝的开端以及拜占庭帝国的重大改革，有很好的理由选择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的统治时期为开端。但是，讨论的结果表明，也许公元600年更合适。

而这一卷的结尾也不是1500年左右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和对美洲的征服，而是更早的1350年前后，因为当时黑死病把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统一在一种共同的生物命运之中，而且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即将瓦解。